歷史，游走於學者思想范式之外

至今，中國思想界所討論的很多問題仍然在他奠定的概念平台上推進

杰出學者楊小凱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個年頭。他對經濟學的學術貢獻以及在更廣闊領域的思想貢獻，沒有隨著時間的逝去被人們淡忘。至今，中國思想界所討論的很多問題仍然在他奠定的概念平台上推進。這才真正是人們對他的恆久紀念。楊小凱先生在理論經濟學與當代思想評論兩個方面均有重要貢獻，鑒於人們對前者已經有廣泛評議，筆者也曾撰文表達觀點，這裡主要對他的后一成就略作隨興議論。

提出讓人們持久關注的學術概念，並由概念連綴成對復雜現實做出解釋的思想范式，是杰出學者的標志性能力。楊小凱先生擁有這種能力。人類思想界對任何新提出的概念免不了爭論。若做精細思考，現實歷史甚至往往不是按學者提出的思想范式來展示自己的軌跡﹔相反，歷史往往游走於學者提出的思想范式之外。我們不必要求學者提出的思想范式與歷史發展之間高度契合。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個學者，如果能使他所提出的思想范式的基本邏輯結構被用來理解歷史發展的某種重要趨勢，就足以讓他獲得思想史廟堂的一席之地。但這裡不會有百鳥朝鳳般的遵從，相反，可能更多的是一鳥放歌，百鳥爭鳴。這是思想史的常態。對楊小凱先生的評價，應有這樣一種清醒。

人之為人，是因為人會用概念思考。人發明了許多界定事物類別的概念，並把數不清的概念作為連綴思想的元素。這種思考方式的好處是人容易把認識對象做簡化處理，使外部世界更容易把握。但是，用這種思考方式一不小心就容易夸大不同類型的差別，形成過度跳躍的思維方式。在對社會歷史的理解中，最容易發生過度跳躍的思考。人們以為，社會制度有那麼幾種類型，非此即彼。這種概念上的跳躍，反映到現實理想上，便是對歷史跳躍的迷戀。這是一種書齋浪漫主義。

越是聰明人，越有高強的抽象思維能力，並且越是偏好對事物做類別思考。好的學者一般都是這樣。所以，學者比一般人更容易對事物劃分類別，在現實理想方面更容易有“激進”立場。當然，隨著學者們的閱歷和知識的增進，激進立場也可能會改變，至少在好的學者身上這種可能性更大。筆者就注意到，楊小凱先生后期發布的思想評論，已經超越了一般的主義之爭，而進入更廣闊、更深入的現實領域。“后發劣勢”就是他提出的一個解釋某一類社會經濟體變化的思想范式。

后發劣勢認為，一個相對落后的國家，有可能先學習那些先進國家容易學習的東西，而不會去認真進行這個國家制度層面的改造

“主義”之爭確實有局限性，雖然我們常常避免不了這種爭論。例如，學者常常把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歸為民主和不民主兩類，而現實中常常見到的政治形態介於這二者之間，極端的情形較為罕見。當今世界，兩百個左右的國家中，很多國家只是有一紙民主憲法空文。較成熟的法制國家，其民主政治的實質性進步也很緩慢。在英國，英格蘭人對蘇格蘭人的政治歧視維持了很長時間，直到上世紀末，蘇格蘭議會才恢復建立。２００４年，一位澳大利亞籍的蘇格蘭移民對我說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她在英國的遭遇，還是抑制不住極度傷心。在歐洲的其他國家，例如丹麥、意大利等國，直到現在還在進行擴大地方權利的改革。正是因為這種情形，上世紀初的英國大思想家馬歇爾才欣賞“歷史沒有跳躍”這個歷史哲學觀念。

同樣地，對中國情形的理解，也需要有馬歇爾的思考方法。楊小凱先生提出的“財政聯邦主義”等新穎概念，幫助我們學會了透過迷霧看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大大提升了經濟學對中國事務的批判力和解釋力。改革開放引起中國社會經濟生活多方面的變化，其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關系的變化是關鍵變化之一，解剖這種變化及其多重影響，至今仍有重大意義。楊小凱與其他兩位學者在1999年發表的《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發現小國政府間的競爭有利於體制轉軌。他說，“在西歐，試驗各種制度，擴散、模仿、轉軌到成功的制度的一個重大推動力量是西歐的政治不統一”。美國是一種特殊的情況，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疆域大，但人口少，情況也特殊。其余幾個大國的轉軌（如印度、中國和俄羅斯）都非常艱難。俄羅斯通過休克療法開始轉軌，但過程異常艱難。楊小凱先生指出，由於俄羅斯缺乏法治傳統，俄羅斯的轉軌也許要比17世紀的美國轉軌和19世紀的法國轉軌更加困難。法國從舊王朝到新秩序的轉軌花了一個世紀。俄羅斯是一個龐大的內陸國家，且有著更不利於轉軌的歷史。自然，我們不必簡單套用楊小凱先生的理論來解釋當下中國的分權化改革的阻力與前景，因為分權化改革操作不慎會帶來風險。但是，隻要政治家善於掌握分權的技巧，必定會推進改革走向深入。如今，高層實施的中央審批權下放，正是一種積極的權力重置改革。

“歷史沒有跳躍”這種歷史哲學能夠成立的前提，恰恰與那種把歷史看成“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認識前提不同。歷史固然沒有跳躍，但歷史絕不會長期逆轉，也絕不會不同民族各有方向，完全發散地走自己的路。歷史的邏輯趨勢具有一致性，不承認這一點，楊小凱先生以國際背景所作的比較研究就沒有了意義。

楊小凱先生提出的“后發劣勢”是一個接近某些類型國家發展狀態的一個思想范式，但這個范式的意義也不是因為它能夠精確描述現實，而只是它所揭示的道理能幫助我們加深對現實的理解。這個范式認為，一個相對落后的國家，有可能先學習那些先進國家的容易學習的東西，例如技術知識、管理模式和技術模式，而不會去認真進行這個國家制度層面的改造。這樣，雖然可以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由於沒有制度變遷，從而會給長期發展埋下非常巨大的隱患，甚至會造成長期發展的失敗。這個說法有表面上的邏輯上的自洽性，其實大體上只是一個思想范式，實際情形與這個情形不大會吻合。筆者以為，若沒有制度變革的推動，技術與管理知識是很難學到的。

就中國來說，很多重要的制度其實是有變化的。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固然有技術模仿所產生的動力，但兩組制度變革的作用不可忽視。一是上世紀80年代初對農民的解放，帶來了農業增長和鄉村制造業的發展。這是“自由增進幸福”的典型結果。二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加入WTO所產生的產品市場自由化的制度變革，極大推動了城市經濟部門的增長，一大批鄉村制造企業轉型為城市制造業。如果沒有這種制度變革，中國經濟增長就無法解釋。拉美某些國家的困境，也不是典型的“后發劣勢”的樣板。那裡曾經有過的短期經濟增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初級產品巨大需求拉動的﹔當發達國家通過技術革命降低了對初級產品的需求以后，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很快趨於停滯。所以，所謂“后發劣勢”仍然是先進國家經濟發展故事的翻版。沒有制度變革，任何國家都是“發”不了的。美國經濟學家諾斯所揭示的經濟發展規律，具有普遍的解釋力。

今后中國經濟發展還要靠制度變革。恐怕未來還需要有兩組制度變革，方能推動中國經濟走向全面現代化，並完成社會轉型任務。一是推動土地、資本與勞動要素的市場化，特別是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這項改革若成功推進，將極大改變中國居民的利益結構，實現中國人的消費創新，未來經濟增長的總需求約束將得以化解。如果患得患失，浮皮潦草地糊弄一下，中國經濟停滯的命運將不可避免。二是在要素市場化改革獲得關鍵突破的前提下，推動公共領域的權利配置改革。這項改革的復雜性足以考驗政治家的智慧，也考驗中國文化與人類文明相契合資源價值。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經濟報告》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