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市場：危機過后的思考

每一次金融危機之后，學術界和思想界都會出現新一輪關於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討論

《政府與市場：變革中的政府職能》是一本譯著，由我和我的同事翻譯，最近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在全國發行。作者是維托•坦茨博士，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部主任，推薦者是朱民博士，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他們都曾直接面對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及危機中的風險處置，他們都對危機后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進行了視角獨特的深入思考。

市場失靈

關於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討論，應當從市場失靈開始。

從理論上講，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在現實中，由於存在公共物品、自然壟斷、外部效應、信息不完全等問題，使市場無法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為此，彌補市場不足、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成為最初的政府職能。后來人們發現，市場競爭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政府職能因此而擴大到了收入分配領域。再后來，經濟波動和社會穩定受到了更多關注，為了降低經濟波動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政府職能又進一步擴大到社會保障領域。總之，廣義的市場失靈包括三個部分：一是狹義的市場失靈，即公共物品、自然壟斷、外部效應、信息不完全﹔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平﹔三是經濟社會不穩定。與此相對應，政府職能可以歸納為效率、公平與穩定。

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和外部性等，這些特征決定了人們在消費這類產品時，可能出現“搭便車”現象。同時，由於公共產品的個人消費數量是不確定的且很難計量，價格機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因而市場競爭無法達到公共物品供給的帕累托最優。

自然壟斷。在市場競爭中由於存在著資源稀缺性、規模經濟等，使一些企業可能成為行業的壟斷者，他們可能通過限制產量、抬高價格，獲得超額利潤，造成市場效率損失。

外部效應。從理論上講，市場之所以能夠合理配置資源，是因為市場價格中包含了市場決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但在現實生活中，一些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對社會和他人的影響可能是非市場化的，從而使其成本和收益無法充分反映在相應的價格變動中。外部效應會影響市場機制的運行效率。

收入分配不公平。在市場經濟中，由於存在著“資本－效率效應”，即市場在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的同時，也可能使財富向資本集中，從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經濟波動和社會穩定。人們之所以關注經濟波動，是因為宏觀經濟波動帶來的不確定性會影響投資和消費，進而影響一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凱恩斯認為，經濟波動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生產過剩。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波動來自實體經濟的沖擊，特別是技術沖擊。經濟波動是經濟主體應對外生沖擊所做出的理性反應，此時資源配置不具有帕累托改進的余地，政府干預往往適得其反。

政府失靈

市場失靈產生了對政府干預的需求，但政府干預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的可能性，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一樣都是社會福利的損失，由此產生了對政府職能的界定問題。關於政府職能的討論，應當從政府失靈開始。

政府失靈是指政府在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中，由於自身行為的缺陷而使資源配置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政府失靈包括行政低效率、財政赤字、以權謀私、官僚主義，以及政府機構的自我擴張等。

低效率是政府失靈的主要表現。政府官員受終身雇佣關系保護及其工作績效無法得到有效評估，因而缺少提高行政運行效率的動力。與此同時，政府和政府官員花費的是納稅人的錢，不會像花自己的錢那樣精打細算，因而缺少降低行政運行成本的激勵。

財政狀況惡化是政府失靈的集中表現。布坎南認為，就每一個政府官員來說，他們也是經濟人。他們也希望通過擴大政府規模、增加政府權利、提高官員待遇等途徑，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近年來，隨著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大，財政支出急劇增加，公眾稅收負擔加重。

20世紀初，在西方國家中，政府支出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微乎其微。從20世紀60年代起，政府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到20世紀末，一些國家已不堪負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就是証明。在缺乏公眾監督的情況下，政府干預的成本可能超過市場失靈所帶來的損失。

抑制私人部門發展是政府失靈的突出表現。在一些國家，數量日益增加的公共機構和規模日益龐大的公共支出擠出了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消費，高稅率更是直接損害了居民和企業的激勵機制。同時，社會公眾會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就業崗位產生依賴，助長了“搭便車”行為。本書作者指出，如果一項服務是“免費”的，那些原本不需要這項服務的人也有可能產生需求，即利用社會福利制度來謀取私利。

那麼，政府擴大支出的激勵又是什麼呢？在一些西方國家，不斷擴張的政府支出已經培育出了一個強大的政府支持者群體，成為政府贏得選民和選票的極好機會。正如本文作者所說，一些公共計劃並沒有能夠為那些“真正值得救助的窮人”提供幫助，它的直接受益者是政府本身，即為他們贏得了選票。

總之，不是所有的市場缺陷都需要政府干預，政府干預的弊端或許更大，成本或許更高。因為政府干預不僅可能造成政府失靈，還有可能造成市場失靈，即政府與市場同時失靈。當政府支出過度擴張時，就會降低社會福利水平，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甚至造成政府債務危機。

政府職能的變革

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由於自然壟斷、公共物品、外部效應和信息不對稱等造成了市場失靈，這些市場失靈的地方就是政府職能之所在。現代經濟理論認為，由於市場無法解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和由經濟周期性波動而帶來的社會穩定問題, 從而將政府職能進一步擴大到收入分配、社會穩定和社會保障領域。

自18世紀以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一直是經濟學家討論的焦點，其中關於政府職能的基本看法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

第一、政府是“守夜人”。亞當•斯密認為，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政府職能僅應界定為保護國防安全、建立司法行政、維持競爭秩序。第二、政府是裁判員。弗裡德曼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能夠有效配置資源，自動調節供求關系以實現帕累托最優。政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於它是競爭規則的制定者和市場競爭的裁判者。第三、政府是經濟管理者。在價格剛性假設下，凱恩斯導出了經濟長期衰退的可能性，進而提出政府需要管理宏觀經濟，通過擴大公共支出來彌補私人部門的總需求不足。第四、政府是市場干預者。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認為，即使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也存在微觀經濟無效率、宏觀經濟不穩定，以及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現象，為此，政府應當通過相應的政策調整克服市場失靈，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第五、政府是產權保護者。科斯認為，如果市場交易成本為零，不管權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場機制會自動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如果交易成本大於零，隻要產權界定明確，市場交易總是能將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因此，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界定產權關系，明晰產權。諾斯認為，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在於制度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產權制度，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保護產權。

尋找平衡點

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也是一個常新的問題。每一次金融危機之后，學術界和思想界都會出現新一輪關於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討論，然后會有新思想、新理論和新政策出現。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也不例外。未來，如何在“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之間尋找平衡點，是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共同挑戰。（本文為作者本人的學術看法，與供職單位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