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日互信嚴重匱乏責任在日,日本對華不滿不服,其右傾化逆流危害亞太。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罔顧國內外質疑反對,頑固走否定二戰侵略歷史並爭當軍事政治大國的“右傾化”邪路,執迷不悟、倒行逆施:在2013年底悍然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近期又否認承認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開展所謂“地球儀外交”,滿世界地拉幫結派,處心積慮對抗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頑固否認存在爭議,強化軍事部署,大搞所謂“奪島演習”﹔霸蠻解禁“集體自衛權”,企圖通過“支援與配合美軍”以對外使用武力,極力篡改和平憲法。
透過表象看本質,安倍對華躁動的症結在於日本對中國崛起既不安、更不服,其不服有三:一是對二戰戰敗不服,錯誤認為自己是輸給了美國的原子彈,而不是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戰﹔二是對經濟總量於2010年被中國趕超不服,不願從GDP總量的世界第二降為第三﹔三是對東亞與國際影響力被中國趕超不服,妄想成為安理會新常任理事國,在亞太“遠交近攻”,妄圖“圍堵”中國。
執迷於右傾化的日本已成中國乃至亞太和平發展的重大挑戰,中日戰略競爭趨於持久化激烈化。對於日本當局的倒行逆施與冥頑不化,中國政府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包括在釣魚島海域進行常態化“維權”巡航,反復敲打堅持錯誤歷史認識的日本當局。
再次,習近平亞太新戰略致力增信釋疑,中國和平發展成為力促亞太安寧的“正能量”。
在APEC北京峰會即將來臨之際,中國外長王毅於10月29日發表題為《北京APEC:中國准備好了!》的演講,指出習主席新外交呈現“三個更加積極”:“更加積極有為”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營造有利外部環境,“更加積極主動”地把中國機遇與世界機遇相互轉化,“更加積極進取”地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並強調這“三個更加積極”正是中國亞太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
習主席亞太新戰略內涵有三,即建設“三個新亞太”:
一是“和平穩定的新亞太”,包括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探索不同類型大國間不沖突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交往模式﹔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期望構建符合本地區需要,為各國普遍接受,同時具有開放、穩定特征的安全合作架構﹔推動熱點問題和平解決,堅定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半島和平穩定,支持阿富汗推進和平重建進程﹔在尊重歷史事實基礎上,依據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准則,通過和平協商方式妥善處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領土爭端和海洋權益爭議。
二是“合作繁榮的新亞太”,包括不斷深化同亞太國家的互利合作,一道編織更加緊密的共同利益網絡﹔把亞太作為“走出去”的重點方向,積極鼓勵中國企業對亞太國家擴大投資﹔與地區國家開展防災減災合作,攜手應對地震、海嘯、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等各種突發挑戰。
三是“開放包容的新亞太”,包括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支持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歡迎“域外國家”在本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系列重大對外合作構想,進一步完善亞太區域合作網絡,為亞太持久繁榮與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展望未來,增進亞太地區戰略互信任重道遠,其關鍵則是美日兩國順應時代潮流,及早改進不合時宜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和平發展相向而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長、研究員陳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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