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快報》報道,全國政協委員黃文仔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廣州應該退出限購政策,可以從南沙、增城、從化等郊區逐步放開。他認為,廣州在一線城市中房價還處於較為合理水平。
黃文仔既是開發商,又是政協委員,他呼吁廣州逐步退出限購,為所在行業解除壓力,自然屬於無可厚非的權利行使。那麼,廣州是否已經到了可以考慮逐步退出限購的時間點?一旦退出限購,廣州的房價會出現怎樣的風險?這兩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放開限購可能是多輸的結果。
首先,廣州是否已經到了可以逐步退出限購的時間點?這要區分不同的對象來討論:對於開發商來說,現在日子難熬,以往那種開盤即熱銷的好日子一去不返,限購在任何時候放開都是利好。對於政府部門來說,既然“去年政府入市的土地面積少了20%,但土地帶來的財政收入沒少”(黃文仔語),那麼土地財政這一塊的收入實際上是有保障的,至少在表面上,不會太著急。對於部分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而言,要想改善住房或者購買首套房,房價還是高,他們當然希望繼續限購。至於外地炒房客以及手中持有多套房產的本地市民,他們也是熱盼放開限購的。
放開限購的權限實際上不在地方政府手裡,更高的決策者要考慮的是一個綜合因素,而這個因素的首要表現應該是穩定:市民情緒穩定,房價穩定,土地財政收入相對穩定,地方債壓力不至於讓地方財政無法應付。確認了這個關鍵點,我們就明白,在廣州這樣的一線城市放開限購,至少目前不是最佳時點,當然,長期看肯定是要放開。
如果廣州馬上放開限購,房價一定是一個飆漲的態勢,為什麼?很簡單,北上廣深都是優質資源的聚集地,加之社會各階層財富的差距在拉大,一旦放開,樓市通行的應該是“叢林法則”,高收入階層決定房價的漲幅,沒有買房的市民隻能望樓興嘆,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會成為讓有關部門頭疼的一個頑疾。
因此,有關部門一定會千方百計在各種矛盾中尋求平衡,限購就是相對而言有效的平衡方式,當然,它確實違背了市場化的理念和法則。那麼放開限購的前提是什麼?我認為是要建立足夠的對沖政策:比如累進制稅率的房產稅,或者是足夠多且足夠方便的廉租屋,又或者是學習香港居屋政策的某些優點重構現在的保障房政策。如果因為各種原因難以三管齊下,至少在房產稅政策上要保持足夠的“火力”,讓希望繼續借助投資房產獲取超額受益者不再進場,讓中等收入市民能夠憑借自身實力買得起房,讓低收入階層或租或買有棲身之所。
有了對沖政策再放開限購才是相對穩妥的選擇。開發商現在都放言房產稅對房價不會有影響,我認為這種判斷為時過早,還是要看具體政策內容再做判斷,沒有確定性政策卻說“不會有影響”,可以看作售樓廣告宣傳。另外,開發商基本都呼吁在銷售環節放開限購,同時也叫苦稱“地價越來越高”,地價高的原因何在?當然是因為供地主體隻有一個。對此,諸位是否也可以多喊幾句“市場化”?面粉太貴,也不是什麼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