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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關於要重視實體經濟的聲音多了起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此前美國金融市場上衍生品交易量過大，一些衍生品層次過多，結構過於復雜，與實體經濟運行的關聯度越來越模糊。而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和眾多投資者對這些金融交易活動的內容及其風險大多又是不甚了了，大多是隻知其然，而未去深究其所以然。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國家提出金融活動要更多回歸實體經濟，要避免過度投機以控制風險，是有道理的。當然，如果把這一輪金融危機的緣由全部歸之於所謂的虛擬經濟活動，也未必是找准了病因。一些社會制度的不合理，一些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一些國家貨幣政策的不正確，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完善可能是更重要的問題。
當前值得注意的是，在現階段的我國，究竟應該如何正確分析我國金融活動的性質，如何正確看待我國實體經濟和金融行業的關系。現在有些專家學者認為金融業、銀行業就是屬於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立的。我認為這種看法有失偏頗。在理論上站不住，與實際也不相符。
盡管對什麼是所謂的實體經濟至今並沒有一個權威的、統一的定義，但筆者認為有人關於“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經濟活動是實體經濟”的提法，比那些認為“實體經濟一定要有物質性投入和物質性產出”的說法合理得多。這裡姑且不去討論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精神層面的一些生產、服務和消費活動是不是屬於實體經濟，應不應該加快發展（筆者認為應該屬於，應該加快發展），僅就金融業而言，它是第三產業中的重要門類，它本身就是社會經濟生活的現實組成部分。它隨著人類社會化大生產和專業化分工的進程，一方面從生產部門中逐步分離出來，一方面又滲透到物質產品、精神產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全過程中，沒有金融業，人類的生產、消費隻能處於物物交換的原始狀態，社會化大生產就無法進行。鄧小平同志所謂的“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的重要思想，正是金融業與實體經濟關系的精辟概括。
有的同志對十八大報告提出的關於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的要求理解得不全面，不透徹，簡單地認為，既然要求金融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那說明金融本身就不屬於實體經濟。筆者想問的是，那前半句話中金融要“促進宏觀經濟穩定”，難道金融運行就不是宏觀經濟運行的一部分了？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邏輯關系。裝備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我們提出要不斷發展新型材料，以支持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難道因為這一點，新型材料的研發、生產就不屬於實體經濟了？這顯然是說不通的。
實際上，作為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金融業在服務和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僅以銀行業為例，從1979年至2011年的33年間，我國銀行業信貸余額從2040億元增加到54.8萬億元，佔GDP的比重從1979年的50.2%提高到2011年的116%。當然，經濟增長過度依靠銀行信貸是否健康，這種模式是否可持續，是需要認真研究的一個問題，但總體來看，33年間我國銀行信貸余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推動了GDP總量0.9個百分點。這些數據充分說明了，百業興則金融興，銀行穩則百業穩的道理，佐証了金融業與實體經濟是血液、肌肉和骨骼的關系，它們之間不僅誰也離不了誰，它們還共同成為社會發展和國民經濟生活的有機構成。
談金融業是否屬於實體經濟，還需提及的一個問題是，發展金融衍生品是不是就是搞虛擬經濟？這些年來在西方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出現了很多以不確定性為交易對象的金融衍生品，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以違約的可能性為交易對象的金融產品。應該說，其中有些衍生產品應用得好是具有風險對沖功能的，例如利率、匯率調期互換的一些產品，這些產品不應該也不可能消失。事實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自這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些產品的交易活動也並沒有減少多少。但有的產品，特別是以衍生品為基礎的一些再衍生品，例如CDO的平方，甚至立方，確實帶來了不少問題，這些產品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游離於實體經濟之外，將它們冠之以“虛擬經濟”是恰當的。現在，我國的金融市場還很不發達，我國目前基本上還沒有這些基於衍生產品的再衍生品。我們所要做的應該是一方面要深入研究這些產品可能帶來的風險，汲取它們的教訓，目前不應該也不必要去搞那些結構過於復雜，連發行者自己也說不清楚的產品，那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沒有什麼積極意義﹔另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深化金融改革，推動金融創新，要認識到我國的金融市場還需要有更多的金融產品，我國的實體經濟還需要有更多的金融服務，我國的投資者還需要更多的投資工具。延緩金融創新和金融改革不會有利於防范金融風險，金融工具少了不會有利於實體經濟的發展。不要把西方在這一輪金融危機中的一些應急反應，看作是常態的，他們的一些說法我們不一定要照學，他們的一些做法我們不一定要照搬。要堅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金融改革、創新和監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