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談
□姜岩
養老保險制度中的政府職能首先受制於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馬克思將人類解放作為畢生追求的價值目標,並將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傾注在對人類解放道路的探索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下不斷發展和完善起來的。這一制度把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做主結合、把發展民主與完善法治結合、把集中領導與民主決策結合,既有效發揮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又充分發揚了人民民主,這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揚棄與超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旗幟鮮明地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民生成為政治生活的重點,民意成為政治決策的准繩,這與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不斷深化的階級沖突、政黨政治和政治家之間的利益爭斗所博弈發展的社會福利與養老保障制度有著本質的不同。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對於社會主義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與完善本質上發揮著支持、推動與保障作用。
第一,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成為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和發展的主要力量。從本質上看,階級沖突一直是資本主義政治生活的核心,它推動著資本主義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產生和發展。以歐洲養老保險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為例,19世紀中后期,在工人運動日益高漲的情況下,為緩和德國社會日益升級的階級沖突和階級矛盾,俾斯麥政府建立並實施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這一舉措有效緩解了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沖突,不僅使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得以持續提高,而且使執政黨的統治得以穩固,使國家觀念在產業工人中得以強化。這位一貫倡導用“鐵和血來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首相也因此被社會保險發展史而銘記。二戰結束初期,兩大政治陣營、冷戰格局上升為世界政治生活的首要問題。西歐國家紛紛將政府主導的養老保險制度作為普惠型福利迅速推廣,政治上的根本目的仍是調和並掩飾階級矛盾,為經濟發展創造相對和諧的國內政治環境。然而,在世界經濟增長日趨放緩、國民收入兩極分化加劇、政府無力承擔慷慨的福利承諾情況下,曾經被模糊的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再次被激化,它也將再次推動著資本主義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深化。與資本主義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產生與發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階級矛盾已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達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它推動著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向著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目標邁進。
第二,中國政黨制度為養老保險制度目標的實現提供著有力保障。政黨作為國家與社會的主要橋梁,在民主政治運轉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政黨政治將帶給養老保險制度不同的政策結果。政黨體系產生在國家的政治制度基礎之上,一般是由更深遠的其他政治分化而形成(M.Kohli,2000)。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下,政黨通過競選程序上台執政。當政黨為爭取民主選舉的選票而展開競爭時,養老保險福利由於涉及的選民范圍廣、對選民影響深,成為各利益集團發揮其影響力的理想陣地。通過社會養老保險的政策選擇,各政黨所代表的利益集團有可能控制其他社會團體,增加自身選舉或執政的政治籌碼,滿足於政黨競爭需要,服務於政黨所代表的利益集團。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政黨相比較,中國的政黨制度在性質上具有非利益集團性。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著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國民謀福祉,讓百姓得實惠,這是我黨的永恆追求。養老保險制度不再是政黨競爭的工具,更不會作為執政的政治籌碼而被利用。同時,黨內的民主集中制規避了西方政黨在養老金政治中互相牽制、議而不決、決而難行的弊端,為正確的養老保險制度決策在正確的時點、以正確的方式得以實施奠定了有利的政治基礎。
第三,“公仆”思想使黨的領導干部的政策選擇與制度目標高度一致。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通過激勵與約束政治家或政治領導者的選擇而對養老保險政策發生影響。相對於政治家的政治生命而言,人口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周期足夠長。如果在一個經濟社會中引入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政治收益即時顯現,所以政治家對推行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一般會更充滿激情﹔而縮減慷慨的養老待遇,或者將現收現付向基金制轉軌,政策收益也許需要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后顯現,而政治成本卻體現在當期。因而,西方的政治家們出於自身政治生涯的考慮,對於當期政治成本遠超過政治收益的改革往往非常謹慎,甚至採取拖延或回避的策略,以確保政治家個人的政治收益不受損害。與資本主義的政治家精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所形成的“公仆”思想體系,它使黨的領導干部的政策選擇與人民群眾的利益高度一致。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並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堅持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公仆理論,從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領導就是服務”“三個代表”直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形成了我黨一脈相承的“公仆思想”體系。在實際工作中,黨的“公仆思想”體系有效激勵著領導干部時刻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重心,進行合理的政策選擇,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當前及未來的各項利益訴求。
可見,對於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與完善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有著較為明顯的制度優勢。養老是一種孝道,養老保險制度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本質體現。如何結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有效展現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並且使這種制度優勢能夠在民眾最為關心的養老保險制度中得以充分體現,這是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在中國政治領域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其解決的突破口在於政府職能的轉變。轉變政府職能,科學界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政府職能和市場功能的邊界,這是我們當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按照“十二五”規劃綱要要求,政府職能轉變的發展方向是,“以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為目標,以解決民生問題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改革發展的成果為最大多數人所共享”。正如上文所述,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下,伴隨著市場經濟深化而發生的政府職能轉變是我國政治生活中一項自我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政府職能轉變是中國完善並深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而以養老保障為核心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又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性工程。政府受人民之托來管理事務,對人民負責,使國民共享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而,政府職能的轉變也就成為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能夠得以深化的前提。當然,政府養老保險職能的轉變方向既不可能是財政上的無所不包,更不可能是政府養老職能的全盤退出。對於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而言,在不同的政治環境、經濟水平、社會結構條件下,存在著適度的基本養老保障水平,以及可能的補充養老保險待遇標准。因而,政府的基本養老保障職能的界定應著重從以下兩個方面予以考慮:一方面是政府養老保障行為的價值判斷基礎,即廣大人民群眾對養老保障的偏好與預期﹔另一方面是政府養老保障的經濟負擔能力,這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財政能力緊密相關,是伴隨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動態發展范疇。
(作者單位:中國人壽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選題受中央財經大學2011年研究生科研創新基金資助)
(該系列之一見11月1日第6版)
(來源:中國保險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