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所高校設"死亡課"：讓死亡擁有多種正確答案【2】

　　這個時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國璋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教授，他教授的《死亡與不朽》課程已經開課20多年。他課上的學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輕，大都是剛上大學沒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課，陶國璋看著台下年輕的面孔，都會開玩笑地跟他們說：“大家怎麼這麼想不開呀？你們才這點年紀，就都跑來學習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課老師不太一樣，陶國璋教授這門課跟自己的經歷有很大關系。他7歲的時候就患上腎病，39歲那年又動了腎臟手術，被疾病折磨許多年，“有好幾次跟死神打了聲招呼”。

　　因為生病，陶國璋常常一個人在醫院養病。在那時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題的電影，閱讀了許多關於死亡的哲學經典。他讀到了尼採的話，“如果一個人在世界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夠面對任何的困難。”所以直到現在，碰到跟死亡有關的新聞，他還會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要活下來，為什麼不能放棄。

　　讓他意外的是，當他回到學校教書，發現那些健康的年輕人，竟“對價值有一種失落”。他們動不動就放棄，有的因為情緒波動就放棄考試，有的沒讀完大學就堅持要退學。

　　陶國璋說，年輕人的放棄讓他很擔心。“每個時代的人都會死，但我們這個時代卻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輕人這麼輕易地放棄了各種豐富的生命體驗，跟他們對於自我價值的理解有關，生命似乎輕得著不到地。”他說，“死亡其實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參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難以找到生命的價值。”

　　於是，陶國璋在統共13節的死亡課裡，邀請不同背景的人，講述自己視角下的死亡——佛學研究者講述佛家的死亡，醫生跟學生講“什麼才算好死”，甚至還有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在課堂上跟學生分享真實的案例。

　　“宗教對於死亡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在通識課講死亡，我還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們對這個話題的思考。”陶國璋說。

　　在復旦大學，同樣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胡志輝，開了一門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課程。2005年開課時，幾乎每個人都會過來問：“什麼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輝說，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課的方法很特別——學生做主導，由他們自己去挑，要講什麼話題。

　　在幾次課上，學生主動提出，聊聊死亡。在一個坐了20人的小教室裡，學生們自己站起來講講，自己生活中曾經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殺，同學跳樓，親人辭世。

　　“在我的課上，我不講理論，主要讓學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經歷。我覺得對一個人影響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經驗，所以在這樣的課上，我們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體驗，看到人性的豐富多彩，相互分擔。”胡志輝說，“這樣不會告訴你一個答案，告訴你該如何承受死亡，但通過看到不一樣的生活，豐富了我們自己的生活，讓我們多點對生命的理解。”

　　盡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討論還是略顯單薄。雖然胡志輝也想多講講關於死亡的話題，但是由於他的課程奉行“學生主導”，所有話題都是學生選擇的，所以，超過一半的話題都是“愛情”，隻有星星點點的幾節課在討論“死亡”。

　　“看來，愛情比死亡更堅強。”胡志輝調侃地說。

　　失去了讓死亡“脫敏”的故事后，我們對死的恐懼，其實變成了對生的恐懼

　　王一方也喜歡讓學生自己講故事。比如講到人類學視角下的死亡，他就會請農村來的同學，給大家講講村裡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記憶裡，在農村幾乎每個月都能碰到“村頭故事”——村子裡有人去世，家裡人會在村頭辦喪事，有人敲鑼打鼓，戲班子搭台唱戲，親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圍，晚輩去磕頭，鄉裡鄉親去隨點份子錢，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裡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戲，放鞭炮，熱熱鬧鬧地吃一頓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別。

　　所以，村庄裡的死亡並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壞事。通常情況下，如果喪事辦得好，家裡人還會感到安慰和滿足，“走得挺風光的”。

　　王一方發現，一說起這些“村頭故事”，來自城裡的學生都不怎麼說話，“看上去都挺慚愧的”，因為他們住在城裡的單元房裡，有時候隔壁房間有人去世，他們常常過了很久都還不知道。

　　“村頭故事對於我們每個人，是一種‘死亡脫敏’。它告訴我們，‘死亡就是夜幕降臨’，‘回到祖宗的懷抱’，沒什麼好害怕的。我們當下之所以恐懼死亡，是因為死亡被現代醫學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裡痛苦地插著管子的樣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錢，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導致親人傾家蕩產。”王一方說，“失去了村頭故事后，我們對死的恐懼，其實變成了我們對生的恐懼，對家庭經濟的恐懼，對人倫關系的恐懼。”

　　這位哲學教授感嘆：“村庄的淪陷”讓死亡成了“躲在暗房裡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們失去了‘村頭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機會’。”

　　為了讓死亡“感光”，陶國璋也在課堂上鼓勵他的學生去參觀殯儀館，到解剖室觸摸尸體。一開始只是課堂建議，結果沒人去﹔后來他給這個參觀加了一個學分，還是好多人不願意去﹔最后，陶國璋“掌握了上課技巧”，立下規定，要麼參觀殯儀館，要麼寫讀書報告。結果，“學生們都去搶到殯儀館參觀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訴媽媽上課要去參觀殯儀館，結果換來她的質疑，‘這是什麼課？這地方有什麼好去？’”陶國璋的學生在參觀后寫信給他說，“可我到了才發現，光是棺材就有不同價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購買的時候一次結清還是分期付款，原來死亡也有這麼多講究。”

　　陶國璋發現，年輕人其實對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課上到一半，他帶著學生到距離教室不遠的解剖室參觀，本來想著待上十幾分鐘就回教室，結果一下子待了45分鐘。原本以為學生們會恐懼冷冰冰的尸體，但他們卻真的伸手去觸摸實驗室裡的解剖樣本，還團團圍住管理員，好奇地問各種問題——這些供實驗室解剖的遺體都是哪些人捐贈的？捐獻的遺體能做什麼實驗，有什麼用？

　　當然，也有學生不能接受這樣的課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殯儀館，我可不選這門課了。”一個上過《死亡與不朽》課程的內地學生說，“我當時選這門課，可全是因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課堂報告）啊！”

　　不過，這個避諱談及“死”的學生直到現在都還記得，在課堂上第一次看到電影《入殮師》，了解到死亡之后還有許多庄重的儀式。雖然直到現在他還是會把“殮”字念錯，但他說，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來死亡不是終點，后面還有這麼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