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所高校設"死亡課"：讓死亡擁有多種正確答案

　　哲學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書。這學期一開課，他在台上提問：“我今年55歲，你們今年25歲，你說咱們比起來，誰離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張年輕面孔看著已經謝了頂的教授，哄笑一片。“你們都笑了。我比你們老，好像我比你們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著說，“可是，死亡的偶然性決定，我們跟死亡的距離是一樣的。”

　　這是一堂主題為“死亡”的課程。在這裡，沒有一味地抹眼淚，也沒有驚慌失措的恐懼，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氣和地討論一個問題——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節目，我們該如何面對死亡？

　　事實上，“死亡課”出現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在上海的復旦大學，在香港中文大學，以及在美國的耶魯大學，不同背景、不同膚色、不同性格的老師站在學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講述著“死亡的意義”。

　　“我們在課堂上會傳達關於死亡的不同觀點，希望引起對平時不怎麼會去思考的話題討論，讓同學去反省當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講授“死亡課”的陶國璋教授說，“關於死亡，我們沒有正確答案。其實死亡沒有什麼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課堂上討論了這些故事后，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價值。”

　　我們能夠公開討論死亡的地方，居然那麼少

　　在所有的“死亡課”中，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的《死亡哲學》可能是最有名的一個。他的課程錄像被放在網絡公開課上，獲得了數億次的點擊量。

　　“我本來從沒想過要開一門關於死亡的課程，但是我發現，我們能夠公開討論死亡的地方，居然隻有教堂和醫院。”卡根說，“這太荒謬了！漸漸地，我們對於死亡的理解變得同質化，它變得隻跟上帝有關，隻跟醫學技術有關，但是拋開宗教和醫學，死亡究竟是什麼，我們居然沒有一個平台可以討論，這讓我很不滿意。”

　　於是，卡根開設了這門叫做《死亡哲學》的公共選修課。上課的時候，穿著牛仔褲和球鞋的他不准學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歡學生叫他“雪萊”，他還喜歡像參加聚會一樣，盤腿坐在講桌上，跟學生們分析死亡。

　　“我是個哲學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這裡跟你說話。” 卡根盤著腿坐在講桌上，攤著手說，“你不要跟我討論社會學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別跟我說美國的殯葬業有多暴利。反駁我的時候，不要說‘因為上帝是這麼說的’或者‘神是這樣安排的’。在這間教室裡，我們隻討論死亡的哲學話題，用哲學的方式。”

　　北京大學的王一方在網上看完了卡根的課程錄像，感受簡單而強烈。“太長了，太學院派了，太像個哲學家了。”他總結說，“這法子不太靈。”

　　在他的“死亡課”上，他曾經邀請儒家學者來講“孔子的死亡觀”，為了講得有深度，他還特意請了一個“特別有名頭的哲學家”。結果，台上的哲學家一口氣講了三個小時，台下的學生安安靜靜，下課后王一方一打聽，“都沒聽懂”。

　　“死亡教育是一顆發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會吃的。我們隻能加點糖、加點奶，攪拌攪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們才會願意吃。”王一方說，“隻要讓人們吃下這顆巧克力，他們就會自己去體會裡面苦的味道。”

　　不過，雖然也想跟卡根一樣，開一門獨立的“生命哲學”課，但現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實是教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授。他給本科生開的那門課，叫《自然辯証法》，給博士生開的課，則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按照教學大綱，他應該在課堂上按條目講解“自然觀、世界觀、價值觀”，不過熱衷研究生死話題的他，每次上課都要“偷偷運點私貨”。

　　在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課上，他講的馬克思不是那個“恨不得天天指點江山的高大偉人”。“馬克思是個病人，你知道嗎？”王一方說，“他不僅是個病人，還是個病人家屬。”

　　這個做醫學敘事學分析的老師翻出來馬克思的私人書信，有理有據地分析著：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兒去世了，自己還落了一身病，抽煙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瘡，一輩子沒有幾天清淨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爭。他寫給恩格斯的信裡，說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論，而是借錢治病，往往他大費周章寄信過去，只是為了提醒恩格斯還他2英鎊的稿費。

　　“第一堂課講完馬克思的死亡觀，后面基本上就沒人逃課了。”王一方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