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所高校設"死亡課"：讓死亡擁有多種正確答案【3】

　　要記住，我們對待死亡有兩面，一面是抗爭，一面是妥協

　　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上“死亡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醫學博士的中國留學生小鄧說，自己也上過這門課，但是很無聊，能逃則逃，因為這種課，“效能太低”。

　　“醫學告訴我要‘改變死亡’，你上個死亡課告訴我要‘接受死亡’，這不是和醫學精神背道而馳嗎？”小鄧說，“我有那功夫還不如去學點技術，想著怎麼早點把人治好呢！”

　　這個在腫瘤科實習的醫學生說，第一次親眼見到的死亡，是腫瘤終末期的病人。因為病情反反復復，死亡其實是個“沒完沒了”的漫長過程。他說，當最終看到病人的生命體征消失，他心裡隻有一個念頭，“這就是死亡，不過如此”。

　　“你能在課上講那麼多道理，完全因為那不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當你自己面對死亡的時候，就隻有0和1，簡單粗暴。”他說。

　　王一方在課堂上要面對像小鄧一樣的年輕醫學生。有次他在課上講“馬克思之死”：凌晨兩點，恩格斯下樓跟人說了兩句話，上樓一看，馬克思坐在搖椅裡，因為呼吸衰竭，在短短兩分鐘內猝死。

　　聽完這一段，台下的醫學生一臉羨慕地跟王一方說：“馬克思能這麼死就挺不錯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小鄧說，他在醫院病房裡經歷的死亡，大多意味著體力活兒，抑或是一場令人疲憊的拉鋸戰。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幾十分鐘他就會被叫起來，急沖沖推著醫療推車沖進病房，按照標准在胸口按壓幾次，再根據流程胸外電擊幾次，來來回回如是往復，往往折騰了一整夜，只是單調枯燥的醫學操作。有時候他覺得自己面對的似乎不再是具體的“人”，而是標注著疾病指征的“病”。

　　“現在醫學技術的進步，讓死亡的定義已經被顛覆了。今天的醫學幾乎可以讓我們實現‘永不關機’，你可以插一根管子，在機器的幫助下一直維持生命體征。”王一方說，“今天的死亡幾乎完全變成了一個技術搶救的過程。沖著1%的希望，花費100%的努力。沒有靈性的照顧，沒有讓病人給親人道別的過程。”

　　所以，他常常在課上，對台下那些未來的醫生說：“你們一定要記住，我們對待死亡有兩面，一面是抗爭，一面是妥協。現在你們是戰士，面對死亡隻能抗爭，不能放棄。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做戰士，又要做將軍，既要有魄力發布總攻令，也要有智慧簽署投降書。”

　　然而，跟死亡妥協的經歷，卻讓小鄧這樣的醫學生難以避免地感到煩躁。他所經歷過最難忘的“死亡課”，來自臨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腫瘤的老人。那是凌晨一兩點鐘，小鄧一次次被護士叫起來，沖進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復“沒完沒了”的技術操作。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蘇醒過來，就虛弱地小聲鼓勵小鄧，要努力學習，醫生的工作很有前途。小鄧累得額頭冒汗，結局卻並沒有因此改變，死亡還是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看著被自己折騰得一整夜都沒法睡覺的年輕人，用僅剩的一點力量，輕輕捏了捏小鄧的手，艱難地說出他人生最后一句話：“抱歉。”

　　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審視周圍的世界，很多事情都會呈現不一樣的圖景

　　在卡根的“死亡課”上，曾有一個特殊的學生——入學的時候，他就被診斷為癌症晚期，醫生告訴他，他的大學也許沒有多少日子。盡管如此，他還是許下心願，想要完成大學生活。這個男生選了盡可能多的課程，其中就包括《死亡哲學》，一個他即將面對的課題。

　　雖然知道課上有這樣一個特別的學生，但卡根並沒有對這個男生太過留意。不過他也發現，越來越多學生像這個男孩一樣，對他的課充滿好奇。

　　卡根說，他在耶魯大學一直是個“默默無聞的哲學教授”，但是他去年到北京大學開會才發現，“我好像突然變成了搖滾巨星”。在這裡，有人找他合影，有人管他要簽名，甚至回到耶魯，路上遇到中國學生，還有人興奮地攔住他，一邊看著他一邊給同學打電話，讓他跟電話那端的人說，“我是那個教死亡課的雪萊”。

　　卡根和妻子好奇地上網搜索答案，看不懂漢語的他還拿谷歌翻譯網頁。結果他發現，“我好像在亞洲特別有名”——他關於死亡的書在美國銷量慘淡，卻在韓國登上了暢銷排行榜，韓國媒體甚至給他取了個名字，叫做“桌上的大仙兒”。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會這麼喜歡我的課，要知道，那可是一門哲學課。”卡根說，他常常勸看過錄像的學生不要選自己的課，因為他懷疑選課的學生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死亡”，而只是希望自己以后能在簡歷上寫一句很酷的話，“我學過死亡”，“我的死亡得了A”。

　　后來有一次，卡根在高速路上開車遭遇車禍。當兩輛車就要相撞的時候，卡根說他立刻意識到——我很可能要死了。

　　“那時候，我腦子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錯了，上課的時候說錯了’。我意識到，原來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有可能死亡，而當死亡真的到來時，坐在講桌上的那套邏輯思路是行不通的。”卡根回憶說。

　　最終逃過一劫的卡根出院回家后，立刻翻出自己的教程，動手修改他的論証邏輯。

　　事實上，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審視周圍的世界，很多事情都會呈現不一樣的圖景。王一方開了一門叫做《中日對決與中日生死觀》的課程，帶著他的學生用生死觀去反思現實的沖突，“哄”著他們去思考死亡的意義。

　　“你不要簡單地做一個仇日派的憤青，你要去做個知日派，去了解日本人如何看待生死。”王一方說，“日本人的殘忍、堅韌，都來自他們的生死觀。”

　　不過，這樣的教學模式並不討所有人喜歡。每學期督導組來旁聽課，都要跟王一方嘀咕，比如：“王老師你這樣不行啊，你上次講喬布斯去世，這次又講曼德拉過世，這樣不夠標准化啊！你得按大綱來，算清楚每節課涵蓋多少知識點，每個知識點依次講三分鐘……”

　　還好，同去聽課的評課老師都力挺他。雖然哲學課“砍課砍得很厲害”，但他的課卻得到了這樣的評語：“不用改，這樣挺好，就得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