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坐牢3143天后真凶落網 獲150萬國家賠償【2】

　　 精神損害賠償缺標准

　　 受害人希望獲得國家賠償，但最終獲賠多少錢，顯然是“當理想照進現實”的尷尬。前述43起裁判案例，50名受害者申請賠償共計1749.53萬元，最終，法院支持了248.74萬元。

　　 在這當中，官員鄧蘇元無疑是反差最明顯的。他申請國家賠償240萬元，獲賠8740.95元，前后相差近300倍。

　　 2005年，這位河南義馬市副處級干部的命運一波三折。8月25日，他被刑拘，23天后取保候審。11月18日，他被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

　　 4年后，鄧蘇元被宣告無罪，其副處級待遇隨后恢復，單位給他補發了免職期間的工資。

　　 在《國家賠償決定書》中，上級法院對“工資及職務待遇減少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1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120萬元”、“申訴交通住宿費及其他費用10萬元”等請求沒有支持。

　　 法院的理由是，鄧未提交相關証據予以証實，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其實，住宿費、代理費沒有得到支持並不奇怪，前述43起案例中無人獲賠這類費用。

　　 律師胡大寬認為，此部分費用也應當賠償，“如果沒有賠償義務機關的錯誤行為，就不會使受害人出現為解決糾紛而產生的費用。”

　　 在馬懷德看來，請求賠償過程中實際的耗費、預期利益損失等內容，均屬於間接損失或非法定的、不確定的損失，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屬於國家賠償的范圍。

　　 “實踐中多數不認可這類賠償，但也有個別法院認可請求賠償中花的律師費、材料費、交通費。”馬懷德認為，這要交給法院去裁量，如果確實是為了獲賠而實際支出的損失，且是必然的、必須的，也未嘗不可。

　　 但河南省一家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告訴記者，不少受害人舉証不充分，隻能由法院判斷事件與損失間的因果關系。尤其是土地、房產類案件，有的地塊價值變動快，其損失在法律認定上需要權衡。

　　 值得注意的是，鄧蘇元獲賠的8740.95元裡，有5000元是精神損害撫慰金。李文獻的運氣差些，由於他的案件生效判決在新《國家賠償法》實施前，隻能適用舊《國家賠償法》，而舊法沒有精神損害撫慰金一說。

　　 可有了此說后，精神損害賠償的標准難以量化。馬懷德說，該標准由法官自由裁量，根據受害人精神受損害的程度，參照上級法院或其他法院的判例，來確定相對合理的賠償標准。

　　 一位行政庭法官對此表示，他們日常即參照民事案件的精神損害賠償標准，“民事一般最多賠償4萬元。”

　　 不過，胡大寬代理案件時發現，各地法院對此認識並不一致，有時，同一法院內部也因承辦法官有不同理解，所作判決結果也相差甚遠。這使當事人對司法公正產生懷疑。

　　 據馬懷德介紹，廣東等省已確定一些精神損害賠償的要素、大致標准，有的地方精神損害賠償已達50萬元。備受關注的“張氏叔侄案”精神損害撫慰金一度達45萬元，被媒體視為“破司法實踐紀錄”。

　　 事實上，制定標准的緊迫性在前述43個案例有所體現。近三分之二的受害者提出精神損害賠償，法院最終支持的數額，約佔受害人申請精神損害賠償總額的8%。

　　 另有一點值得肯定，該樣本中，裁判精神損害撫慰金的絕對數額，也從2012年的5000元，上升到李桂銀案的15萬元、李懷亮案的20萬元。

　　 誰來裁判，誰可能“過問”

　　 河南某中院一位人士介紹，一些中院裁判國家賠償案件通常分兩條線，一是行政庭負責的行政賠償。行政庭無專人負責行政賠償案件，所有法官接到案件幾率均等。

　　 二是由賠償辦公室受理申請的刑事賠償。有的中院賠償辦公室負責人由其他業務庭領導兼任，行政庭也會有法官出任賠償辦成員。但是，刑事賠償不需參加庭審。

　　 在馬懷德等國家賠償法起草者看來，法律規定由賠償委員會作出賠償決定，且其審理賠償案件程序類似聽証，已能兼聽賠償義務機關和賠償請求人雙方各自的訴求。

　　 據媒體報道，曾有人主張刑事賠償通過庭審進行，但反對者認為，“實踐中90%的刑事賠償是羈押賠償，這些案件都有完備的法律文書，書面審理即可迅速查明，何必再走那熬煞人的訴訟通道。”

　　 這些裁判有時也會被“過問”。一位曾審理國家賠償案件的法官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如涉及當地重大工程、龍頭產業，與之相關的土地、環境等行政賠償問題有時會由政府法制辦反映給當地領導，“領導過問案件，問‘你們怎麼受理了’、‘怎麼處理好’，問法院幾個問題，我們就沒有辦法了。這是體制問題。”

　　 另一些需要請示的，還有涉及群體性事件等案件。

　　 律師胡大寬表示，他代理的一些案件中，國家機關並沒有重視當事人的申請，沒有主動提出協商，也不承認其行為存在違法。

　　 馬懷德坦言，國家賠償是一種要由國家承擔責任的制度，國家機關多少還是有抵觸情緒。尤其是公務人員，或許會覺得都是在履行公職，為什麼還要承擔責任？“特別是在刑事賠償中，對於結果責任原則承擔的賠償責任，他們無法理解。”

　　 按《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各級財政要將國家賠償經費列入預算。馬懷德介紹，幾年前，全國法院、檢察院各級財政支付的國家賠償金額在1.8億元左右，各地有多有少。

　　 對於一些法官來說，現有體制讓其不得不考慮“平衡”的藝術。一位行政庭法官透露，很多情況下，法官如果直接下判決，執行肯定沒問題，政府不會賴賬。但考慮各方面因素，有時不得不給一些機關台階下，“如果政府真的做錯了，我們不會姑息縱容，但是會調解，讓政府也下得來台。比如和他們說，如果賠償到位了，原告會撤訴。”

　　 “這只是實現個案正義。但是，你不裁判，對於行政機關來說，這個案件消化了，以后可能還沒有學會依法行政。它不認為是個錯誤，這次把這個錯誤縮小到最小范圍的影響，就不能警示其他機關以后不犯這個錯誤。”前述法官說。

　　 馬懷德坦言，國家賠償制度實施將近20年，從整體上來講，與其他法律制度的實施相比，它還有很多困境，“從賠償實踐和案例來看，總體效果並不好。”

　　 他建議，未來應該暢通國家賠償的渠道，也要逐步調整信訪這樣通過行政的方式解決糾紛的機制，讓更多的賠償糾紛能夠直接進入國家賠償程序中。

　　 在河南一位法官眼裡，能向國家要賠償的公民都是很有勇氣、很值得同情的。“有些問題是立法不完善，有些是法院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問題，讓我們法官夾在中間。雖然同情也想支持，但是還有些東西束縛我們。”

　　 “我們考慮的問題，除了法律效果，還要兼顧社會效果、政治效果。不過，我們最起碼，能盡量考慮到弱勢群體。”他吐露心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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