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坐牢3143天后真凶落網 獲150萬國家賠償

　　 1996年，42歲的四川遂寧人王本余因“強奸殺人罪”被判處死緩。2012年，北京警方將真凶抓獲。王本余被釋放並獲得150萬元國家賠償。

　　 15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另支付被羈押3143天的賠償金—這是近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李桂銀的國家賠償決定。2003年，李桂銀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捕，2012年被無罪釋放。

　　 單看15萬元，這已是河南各級人民法院近5年國家賠償裁決中較高的一筆“精神損失費”。不過，要是在2010年新《國家賠償法》出台以前，他的精神損失恐怕得不到法律承認。

　　 從1995年1月1日《國家賠償法》施行，到2010年新《國家賠償法》出台，國家賠償制度已走過將近20個春秋。據最高人民法院披露，2013年全國審結國家賠償案件共2045件。

　　 “我們應該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但賠償案件實踐中這麼少，多數走信訪或其他途徑去解決，這恐怕是《國家賠償法》實施的一種悲哀。”參與該法起草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認為，2045件分解到全國3000多個基層法院，平均每個法院不到一起，這不合常理。

　　 先天弱勢的受害人，怎麼才能讓強勢的公權力從口袋掏出錢來？在這場外人看來“實力懸殊”的博弈中，“游戲規則”如何設置，無疑考驗立法技術和國家的誠意。

　　 賠償門檻，逐漸降低

　　 陳沽宏從河南省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拿到了一紙民事裁定書。此時，那份4年前讓他被強制搬出房屋的裁定，被確認違法且予以撤銷了。

　　 被確認違法的裁定，當年是由光山縣人民法院作出的。下一步，陳沽宏可以憑信陽中院的新裁定，向光山縣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

　　 在國家賠償的立法時間軸中，陳沽宏位於舊國家賠償法已著手修改、新國家賠償法尚未出台的2009年11月。那時，受害人須先走一次程序，確認國家機關“做錯了”，之后再賠錢。

　　 “這無疑是讓國家機關先自打耳光。”輿論認為，如此立法設計，讓1995年起施行的《國家賠償法》有淪為“國家不賠法”的危險。

　　 在今天看來，國家賠償案件並不鮮見。在河南法院裁判文書網上，以“國家賠償”為標題關鍵詞，2009年至2012年可分別檢索到11起、2起、3起、1起。2013年，這一數據突然增至17起，2014年未滿6個月，已有9起。

　　 這並非河南近年來審結國家賠償案的總數。國家賠償分行政、刑事賠償兩類，前述公開的43份裁判文書只是標題被突出了“國家賠償”而已。

　　 這其中有15起為刑事賠償案件，其余涉及判決執行、行政執法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的11份裁判文書中，隻有一份系確認行為違法、可進而申請賠償。另5份是不予受理，3份是准予當事人撤回申請，兩份是駁回請求。

　　 馬懷德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上世紀90年代，國家機關造成相對人權益受損的行為主要是違法行為，違法被視為構成國家賠償責任的重要條件。

　　 馬懷德發現，在國家賠償法實踐中，特別是1995年至2000年，一些機關的行為雖不違法，但同樣損害了相對人的權益，“對這類行為不賠償，顯然是不公平的。”

　　 “想要賠償，先認定違法”，這個繞不過的弊端降臨在了陳沽宏的家人身上。2010年2月，憑著信陽中院的民事裁定書，陳沽宏及三位家人向光山縣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

　　 最終，隻有陳沽宏拿到了國家賠償款47267.01元。他的三位家人由於未申請確認光山縣法院的裁定違法，所以不具獲賠資格。在當年，這個結局並無不當。

　　 如果換在2010年12月以后，他們的境遇可能會好一些。新《國家賠償法》當時開始施行，“先行確定違法”的做法終結。這一思路延續至2012年最新修正的《國家賠償法》。

　　 修法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顯示，國家賠償案件審結數量從2009年本呈下降趨勢的1531件，上升至2011年的2035件、2013年的2045件。

　　 不過，全國3000多個基層人民法院，審結數卻多年隻有2000起左右，一些學者認為不合常理。有人推測，有的矛盾或流向了信訪等渠道，國家賠償的救濟功能未充分施展。

　　 但眾多學者、法官都認可的是，國家賠償門檻逐漸降低，這的確是一個進步。

　　 立案或遇阻，賠償較費時

　　 河南某法院行政庭一位法官發現，國家賠償案件中，不少原告法制意識不強，在法庭上言談舉止有時不討人喜歡，“但是換換角度思考，人家真受了冤屈，法官不能有成見。”

　　 這確是一場實力懸殊的博弈。前述43個裁判案例顯示，有32個賠償義務機關是人民法院，7個是公安局，兩個是檢察院，其余兩例是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

　　 賠償請求人不僅面對的是掌握公權力的國家機關，還要讓其從口袋掏出賠償金。不過，在43個案例中，僅7名當事人聘請了律師。

　　 對於河南國基律師事務所律師胡大寬來說，他的一起“戰斗”已持續多年了。1999年，他的當事人李文獻涉嫌故意傷害被羈押，2003年，檢方作出不起訴決定。

　　 然而，超期羈押期間，李文獻的生殖器被割造成六級傷殘。並且，李有精神病史，按規定，本來就不應該被羈押。

　　 胡大寬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最初提起行政賠償訴訟時，當地基層人民法院多次不予受理、駁回起訴，后來案件被中級人民法院指定另一基層人民法院管轄，案件這才進入訴訟程序。

　　 胡大寬說，對於公安機關的監管行為是否違法、監管行為造成受害人的傷害范圍等問題，一直是案件焦點。

　　 不過，按照法律規定，隻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才由賠償義務機關提供証據，証明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當事人申請再審的原因之一，就是幾次審理都沒有認定其精神病的傷害后果是監管行為所致，這也影響了賠償數額。”胡大寬說，多年來，經過訴訟，獲得的賠償數額從少到多，慢慢增加，現在超過40萬元。

　　 時隔11年，李文獻的賠償訴訟還在進行。但這並不是跨度最長的賠償申請。2013年，一位朱姓老人申請國家賠償，為的是其上世紀70年代被以反革命罪判刑6年的案件。由於彼時尚無國家賠償法，申訴被駁回。

　　 一位法官並不諱言此間維權時間成本的巨大。“維權需要一定代價，正義遲到了，但不會缺席。但是，我們有時也感到很困惑。”

　　 他曾了解一起計劃生育超生案件，起因是一名嬰兒在上世紀90年代被計生人員引產出生，導致先天殘疾。嬰兒長到20多歲后，母親告當地政府要求國家賠償。法官曾希望政府一次性支付，但政府表示財政負擔不起。

　　 最終的折衷解決方案是，政府以五六年為單位，分期支付給原告，此前已賠了20多萬元，“有的是法院支持，但有些時間成本也沒辦法。”

　　 不過，佔國家賠償案件另一半壁江山的刑事賠償，則通常採取書面審查的方式進行。

　　 馬懷德說，刑事賠償中，賠償義務機關通常是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賠償義務機關的上級機關都是上級法院、檢察院或公安機關，這種情況如果用訴訟的方式，可操作性並不大。

　　 “我們要求非訴訟的方式也盡可能地採用聽証，或者類似聽証的陳述申訴的方式，保証賠償請求人的合法權益。”他認為，客觀效果上來講，這跟訴訟還是比較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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