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戰略緊迫性

我國未來的首要目標就是成為高收入國家,這也是“中國夢”的核心內容之一。但是自2012年一季度以來，GDP增速已經連續10個季度低於8%。雖然7-8%的速度並不低，但與前幾年百分之十幾的速度相比，降幅顯得過大。與此同時，政府與市場、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經濟增長與資源限制等各種矛盾日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各界開始擔憂，我國未來是否還能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增長？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是遲早的事情，目前是否還有必要維持7%-8%的速度？ 還有些人認為，如果一個人可以選擇小富即安的話，國家又為什麼一定不可以？經濟發展要耗費大量資源，國際勢力又千方百計加以阻擾，況且在當前的經濟水平下人民也基本能實現安居樂業。但是，如果認真審視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和世界發展史，就不難得出結論：我們必須成為高收入國家，並且這個時間還不能太長。放眼歷史，大國崛起具有規律性。我們需要借鑒國際經驗並結合我國國情，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

首先，“變富”是我們傲立世界民族之林、實現復興的前提條件。自晚清開始，我們從積貧積弱中走來，歷經苦難，所有的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民族復興。縱觀世界歷史，一個國家的富強是決定這個國家受到尊敬、民族擁有尊嚴、人民不受外來欺辱的關鍵因素。我們若想傲立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須成為高收入國家。但是目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排名還相對靠后。世行2013年的報告顯示，全世界共有高收入國家61個，而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僅僅排名第94位。

其次，中等收入階段像是一個經濟發展泥潭，隻有快速跨過去才能謀求未來的長遠持續發展。世界銀行的高收入國家標准越來越具有“經濟分水嶺”的標志意義。那些不能在較短時間內跨過這條分界線的國家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縱觀各國經濟發展歷史，“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說是最難逾越的一個“坎”。大多數國家都能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階段實現跨越，而當它們來到上中等收入階段后，大約四分之三出現經濟大幅減速、停滯，甚至至今未能晉升為高收入國家。而那些較快晉級的國家則大都能實現進一步增長，比如韓國、日本等。因此，為避免落入這樣的泥潭，我們必須盡早成為高收入國家。

再次，在中等收入階段停留的時間太長，國家容易發生政治波動。人民對經濟增長有預期，當國家未能在預計的時間內晉升至高收入階段時，失望和不滿情緒就會蔓延。而如果這個時間拖得太長，各種負面影響就會加倍放大，最終演變為政治波動，甚至顛覆。阿根廷自上世紀60年代就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隨后長期滯留其中，經濟發展劇烈波動帶來了社會政治經濟格局動蕩。其它一些拉美、東南亞國家很多都存在類似的情況。反觀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盡管民主化進程中出現一定程度的政治矛盾，但社會政治經濟格局一直比較穩定。因此，從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必須盡快成為高收入國家。

最后，隻有晉級高收入國家后才有能力解決經濟、社會、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從低收入向中高收入發展過程中會積累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雄厚財力。比如當前優質教育、醫療資源稀缺問題，社會保障水平偏低問題，沒有雄厚的財力支持就無法真正解決。又比如國家安全，我們也需要相應的經濟總量來支撐軍力提升。這些都是影響深遠的大問題，隻有經濟發展了才有能力進行有效解決。

從國際經驗分析的角度，任何一項關於國家崛起的研究都不能忽視美國。自獨立以來，它在很多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這樣一個大國的崛起原因是非常復雜的，而以下幾點則十分關鍵：首先，理想的地理條件和審慎的對外政策。美國遠離歐亞大陸，兩次世界大戰均未禍及其本土。同時，美國在崛起過程中採取審慎的對外政策，一直避免同其它主要大國直接正面對抗。美國19世紀中葉就已成為地區大國，但一直小心翼翼地處理同列強的關系，特別是極力避免與英國正面沖突，直到一戰后才乘機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理想的地理條件和審慎的外交政策使美國經濟發展獲得了穩定的外部環境。其次，始終引領科學技術創新。美國是發生於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戰場，在這期間，它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戰后第三次工業革命進一步鞏固了該地位。百年多來，美國先后引領了電力、化學、能源、通訊、原子能、航空航天、生物工程、計算機、互聯網等技術領域的創新，在企業管理、金融創新等方面也處於領先位置。這是其崛起並輝煌至今的關鍵因素。而自由市場模式和高質量的教育則構成技術創新的關鍵。自由市場模式帶來充分競爭，激發創新動力。而教育則通過提高國民素質提升創新能力。在這方面，美國政府發揮了主導作用，各級政府公共教育支出佔GDP比重一直處於較高水平。再次，雖然是自由市場體制的典范，但卻從未拋棄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實際上，美國更像是一種“混合型經濟體制”，美國政府每年都有巨額資金投向經濟系統的多個方面，主要包括社會福利、基礎設施建設、基礎學科研究和技術研發支持等。市場和政府的作用相互補充，支撐了美國經濟的持久發展。最后，在資本主義世界擁有強大的國家吸引力。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擁有制度、經濟、文化、語言等多方位的國家吸引力，其政治領域三權分立和經濟領域自由競爭制度一直被看作資本主義世界的典范，文學、影視、音樂、體育、時尚等文化軟實力十分強大，“美國夢”以及開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全球各類人才。強大的國家吸引力增強了其在全球配置資源和拓展市場的能力。

再來看看日本：日本作為與我國文化相似的東亞國家，二戰后通過一系列改革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飛，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好的借鑒意義。經濟學家多把美國的大力扶植作為戰后日本經濟得以迅速復興的原因,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其自身也採取了非常正確的戰略舉措：首先，另辟蹊徑，由國外引進帶動自主創新，提升科學技術水平。與美國不同，幾次科技革命都不是發端於日本，但它卻能夠大量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並加以吸收和改良。上世紀50-70年代，日本抓住機遇，制定“科技立國”戰略，並走出了一條“引進-吸收-改進-創新”的特色道路。這是日本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提升生產率的關鍵。1956-1964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率為10.1%，其中因技術而增長的部分為48.5%。其次，緊抓國際市場，推行“貿易立國”的經濟戰略。日本經濟發展條件實際上不如我國，其國內資源貧乏，市場規模也較小。針對這樣的缺陷，日本採取外向型的經濟戰略，促進國際貿易並積極投資海外。該戰略在日本戰后復興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再次，在適當的時間成功進行了經濟轉型。日本政府沒有固守促成其早期高速發展的偏粗放的增長方式，適時實現了向市場主導和集約型發展方式的轉變，為經濟長遠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最后，重視教育。日本是全世界最重視國民教育的國家之一。即使在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1961-1970年，教育經費增速也超過GDP增速。

我們還可以回顧一下前蘇聯:前蘇聯與我國擁有相似的社會制度，其興衰路徑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按照前蘇聯官方統計,1951-1980年的30年時間裡，經濟平均增速超過8％，鼎盛時經濟總量曾達到美國的約70%。應該說前蘇聯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是取得了一定成績的。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各項資源能夠快速實現產出﹔另一方面，社會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吸引力為蘇聯在國際上爭取到了很多盟友，從而獲得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客觀地講，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這樣的戰略方針具有較強的可行性和先進性。但到80年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計劃經濟的缺陷愈加凸顯，最終導致經濟嚴重衰退和蘇聯解體。首先，嚴重忽視市場機制。由於整個國家實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財政資源、經濟管理都高度集中，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創新、引導消費等方面幾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使得蘇聯始終停留在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上，技術水平提升緩慢。蘇聯也曾嘗試過進行一些體制改革，但收效甚微，而后期的改革又過於激進，最終導致經濟崩潰。其次，經濟結構嚴重畸形。由於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加上與美國軍備競賽，民用工業愈發薄弱，經濟結構從失衡走向崩潰。再次，蘇聯一直奉行的大俄羅斯主義使得民族矛盾激化，加上過於強硬、缺乏彈性的對外政策，其初期所擁有的良好的內外部環境也不復存在。

近期西方學者對於印度給予了廣泛關注並寄予了厚望。印度經濟成敗不好定義。一方面，它取得了很大成就，很多學者都認為它未來能夠與中國並駕齊驅﹔但另一方面，印度建國較新中國成立稍早，也沒有經歷大的戰爭和政治波動，發展至今日，人均GDP卻隻有我國的四分之一。同時，印度經濟發展還表現出不穩定的特點，經濟危機時有發生。作為在很多方面與我國具有相似性的大國，印度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對我們具有警示作用。首先，中央政府過於弱勢。印度是一個典型的政治權力分散的國家，中央政府難以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推動作用，加之過早推行民主化政治，很多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都不能得到快速解決，嚴重制約經濟發展。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由於政府缺乏執行能力，民間協調成本高，使得大規模投資難以實施。其次，糟糕的周邊環境。一個國家的發展離不開穩定的周邊環境，而印度周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與其有領土沖突。再次，較弱的對外吸引力。印度社會給世人以“臟、亂、差”的印象，沒有太多人願意到印度留學和投資，這對於印度利用全球市場有著很深的負面影響。最后，落后的教育。印度教育屬於精英型教育，普通民眾受教育程度較低，文盲率達到26%（2011年），大學入學率不到20%（2013年），落后的教育制約了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經濟增長缺乏有力支撐。

大家更熟悉的是拉美國家：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大多數拉美國家都是難言成功的。拉美國家大多很早就實現了國家獨立，兩次世界大戰均未禍及，同時這些國家資源豐富，人口密度也比較合理，可就是在這樣出色的條件下經濟發展卻十分緩慢。其問題出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錯誤地處理了政府與市場的分工。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大多數拉美國家的政府都過多地參與經濟活動。在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指導下，政府控制大量國有資產並直接參與各類產業的經營。到80年代后，拉美各國開始意識到需要提升市場的作用，但是它們后來的市場化改革卻過於猛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比如阿根廷，其20世紀90年代實施的市場化改革卻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效果。當時阿根廷政府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指導，推行完全私有化和全面市場化，排斥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在短短幾年裡，將水、電、郵、運等公共基礎設施都賣給國內外私人投資者。例如，1995年阿根廷前十大銀行中本地銀行有六家，現在隻剩下一家。這種大刀闊斧賣掉國資並引入大量外資的方式讓阿根廷吃盡苦頭，公共外債以每年100億美元的速度遞增，到2001年攀升至GDP的40%以上，使得經濟陷入更深的危機之中。其次，對外經濟戰略失誤，並未能抓住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國家普遍實施了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目標是用本國工業產品生產替代進口。為達到這一目標，採取了高關稅、進口配額、提高本國幣值等保護手段，結果卻導致了先進技術既不能引進又不能自主創新的局面，錯過了全球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率提升的絕佳機會，產業未能實現升級，經濟增長缺乏后勁。再次，政局動蕩不安。80年代后，阿根廷、巴西等國先后經歷政局動蕩，直到本世紀初，情況才有所好轉。

透過以上簡要分析，我們不難總結出實現經濟崛起的幾個關鍵點：第一，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同時重視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市場經濟是通往高收入的必經之路。前蘇聯的例子表明，完全由政府主導經濟最終沒有出路。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光靠市場也不行，政府的作用不應被忽視。亞、非、拉美一些國家過分迷信市場經濟制度，但是它們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成為高收入國家﹔而美國、日本、韓國甚至許多西歐國家則積極妥善處理市場與政府關系，保証其經濟取得了成功。第二，重視提升科學技術水平，最好能借助科技革命。美、日、西歐等所有成功國家都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對提升生產率的關鍵作用。尤其在經濟發展至一定階段后，這是突破瓶頸，實現“高位跳躍”的不二法寶。而科技革命則是大國崛起的捷徑。如何創造條件成為未來科技革命的中心？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第三，重視教育，舍得投入。不是說重視教育的國家都能崛起，但如果不重視教育的話，這個國家肯定會失敗。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賴兩個方面：優秀的教育體系、大力投入。第四，擁有長期穩定的內外部環境，並提升國家對外吸引力。發展需要穩定的內外部環境，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平衡與配置資源，而提升國家吸引力不僅有助於形成穩定的內外部環境，同時有利於經濟發展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金、資源、技術、人才等要素。

(作者為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