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看新聞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資料圖
本屆政府履新以來，市場對經濟增速目標是高還是低一直存在爭論，甚至對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也有分歧.在這些爭論背后，實際反映出了各方對中國中長期和短期經濟運行看法的不統一。
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新常態”，自此“新常態”就成為描述中國經濟運行被使用最為頻繁的關鍵詞。
究竟什麼是新常態？對此的明確十分重要，因為這是理解經濟運行和宏觀政策的唯一重要前提。在筆者看來，新常態包括順序不可顛倒的兩個內容：第一是在新的紅利因素集中釋放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期減速階段﹔第二是，中國經濟增速重新進入回升期，需要保証全面改革頂層設計的落地，因此要求短期的經濟波動不能失序。
更為重要的是，這兩點在邏輯關系上是有主次之別的。
首先，對於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期減速階段判斷的理由，歸納起來就一個“貴”字——中國經濟變“貴”了。“貴”的影響力與傳導鏈條體現為：因為勞動力漲價，投資回報率下降，財務成本抬高，進而使實體經濟盈利變弱。而按照蔡昉等人研究，在既定的要素組合不變條件下，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於2012年降至8%以下之后，2015年將進一步降至7%以下，2020年則會降至6%以下。
其次，中國經濟增速能否重新回升，則取決於18屆三中全會“全面改革”方案的落地。這也是7月8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講話的重點所在。會上，他指出“准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平衡點，准確把握近期目標和長期發展的平衡點”。以筆者對此的理解，“兩個平衡點”就是強調短期的經濟運行不能和中期發展脫節。何謂脫節？僅就經濟增速而言，就是短期內經濟的實際增速不能明顯與潛在的增長率背離太多，即短期的經濟波動不能失序。
如果再進一步將上述理解延伸，借用物理學中能量與質量和速度的關系來說明（
，E表示能量，m代表質量，而c則表示光速常量），新常態的經濟運行就具體化為：不再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轉為追求經濟質量，最終目標則是實現中國經濟的能量，即習總書記提出的實現“中國夢”。
細觀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均直接或間接的與如何看待經濟增速和經濟質量之間的關系有關，其中又以“融資貴”問題表現較為突出。實際上，在2012年之前，資金價格基本和經濟增速同向變化，即每當在經濟上行期，資金價格上漲﹔反之在經濟下行時，資金價格回落。但這一經驗規律在2012年之后，就不再有效——經濟增速不斷下行的同時，市場利率一直處於高位，且在貨幣當局不斷釋放流動性的背景下，市場利率上行壓力始終沒有消除。
究其原因，主要是前期債務的積累。目前，僅存量債務一年就需要利息支出5-7萬億元，規模超出GDP的十分之一，所以目前剛性融資需求已經對投入經濟增長中的新增資金形成嚴重的擠佔，也就不難理解在貨幣供給沒有明顯收緊的環境下，經濟增速始終面臨下行壓力。
雖然今年以來，央行採取多項“定向”工具來緩解經濟動力不足問題，但由於大量的“財務軟約束”實體融資需求的存在，實際上造成了依靠總量的宏觀手段難以有效進行結構調整的困境，而這一困境則反映出中國經濟質量和增速的背離。
任何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均可由表及裡地具化為三個層次的矛盾。首先是流通環節的矛盾，進而是分配環節的矛盾，在上述兩個層次之下，最基礎和核心的是生產和消費間的矛盾﹔與之相對應的具體經濟研究領域，則是金融學、財政學和產業經濟學。如果一個經濟問題已經具體分析到產品層面，那麼經濟學領域的任務就算完成了，接下來就是其他領域的任務了。而如何讓這一過程以最高效率推進，政府作為宏觀調控者則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這才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表述的本意。
經濟質量取決於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化解。因此，在“新常態”經濟運行期內，如何凸現出“新”字才是重點，即對於新增長點的把握。這取決於政府和市場能否對現實和潛在需求全面了解，並不斷提升供給層面的技術手段，使之能夠在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做出相應調整之后（體現在政府的傾斜和側重），實現規模效應，如果做到了，增長點就找對了。但這一調整不僅僅是經濟學領域獨立能完成的，也要更多地依靠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其他領域。同時，宏觀調控還要防止陷入為規避“搞大規模刺激”的質疑，而忽視基本的經濟運行和逆周期干預的基本原理。
（作者供職於中國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