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调整财政结构盘活经济存量

　　8月18日，厦门大学和经济参考报联合在京举行“财政结构调整与改善发展效率———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 Q M M )秋季预测发布会”，参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2013年至2014年的宏观经济发表了看法，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评价和展望，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要以公共风险管理眼光看财政改革

　　财政结构调整有一种“三角困境”：第一种观点要求大规模减税，认为宏观税负太重，妨碍经济的增长；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服务不够，要保障民生，强调大规模增加民生支出；第三种观点是对地方性债务的关注，要求控制赤字。

　　“三角困境”，其实就是风险的权衡和比较的问题。财政作为一个政策工具，不能仅仅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应该从公共风险的角度来考虑。目前，应当从宏观调控转向宏观管理，宏观管理侧重于全局、整体和长期，应该是一种常态，而不是等到问题暴露出来了才去解决问题。宏观管理强调的是从预防的角度来考虑，而宏观调控更多的是从有问题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如果说没有这种思维，财政的“三角困境”就没有办法化解。

　　宏观调控转向宏观管理，管什么呢？实际上是管公共风险。现在考虑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很多问题来自于经济外部，比如自然灾害、人口变化、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尤其是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实际上对经济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于减税，从宏观管理角度出发，现在的情况下是需要的，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减税，非常必要。因为只有减税，才可能降低创业的门槛，微观的活力才释放出来。至于赤字和债务扩大的问题，则应该考虑度的把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平稳状态

　　中国经济高增长局面已经结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发生了变化。

　　第一，市场需求水平降低。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外部市场需求水平下降，这和国际金融危机有直接关系；二是国内以住行为主的消费升级，受到城镇化瓶颈的制约。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粗放的、各级政府各自为政的、以行政管辖边界和行政任期来决定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模式导致城市的发展模式存在大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缺少长远规划指导，缺少系统性的建设支持，严重制约汽车、住房市场的发展。

　　第二，要素成本的提高，使低成本扩张的条件不再存在。低标准的项目建设不可能再继续维持，必须提高项目的起点水平和项目的规模、技术标准、人才素质，这样才能应对成本上升的压力。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减速，但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我们仍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市场需求下降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期已经终结，更不能说中国已经进入到持续减速的历史过程中。目前，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仍然在快速推进。目前我国的人均G D P只有6000多美元，未来要达到上万美元的水平。这就为我们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副所长李雪松：增加直接税降低间接税

　　今年经济增长的目标可以实现。年初政策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最近又加了一个词，“稳中有为”，也出台了一系列微调的措施，包括中央十项部署。7月份的经济指标有多项出现了回暖的趋势，比如钢材价格，汽车产销量，房地产开发和棚户区改造投资指标，还有铁路基础设施投资的速度在下半年有可能会加快。至少从7月份的经济指标来看，一些指标明显回升，还有一些指标已经企稳。

　　从现在的一些苗头和趋势来看，三季度的经济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局。另外，二季度欧元区的经济也摆脱了衰退，实现了0.3%的正增长，好于预期，尽管还很脆弱，但预计我国总出口的增速略好于去年的水平。

　　未来财税改革，减税和增税政策都应该有，增加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营改增是减税，将来还可以再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降低间接税的水平，提升实体经济的活力。与此同时，财产税应该加快推进。这样地方政府就有一个税收来源。另外，房产税，包括其他的地方税种，都应该是财税体制改革涉及的重要内容。这样一种有增有减的税收调整，可以保持整个财税收入在G D P的比重保持相对的稳定，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刘霞辉：宏观政策要更多地转向供给端管理

　　解决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继续使用需求端的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就需要考虑供给端，也就是提高供给的效率。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提高供给本身的效率，比如劳动的投入，资本的投入；第二是提高组合要素的效率，即供给要素之间相互结合的效率，使整个社会效益得到提高。

　　现在的政策，更多的并不针对市场所有的参与者，是对市场里某一部分参与者，这些往往会形成这个市场特定的瓶颈，因为在某一部分形成了特定的免费午餐，或者是套利，另外一部分效益要损失掉。比如说金融危机以后，过度的财政和货币投入，造成了房地产领域的过度预期收益的提高，使得所有的资源都转到这个领域去了，这个时候其他领域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在供给管理政策上，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政府想做什么，经济就跟着做什么，而不是说经济本身要做什么，我们政府去服务它。如果长期使用这种政府带动经济走的思路或者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的指挥棒不是以效率为主，不是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的行为会导致大量的市场机会的丧失，这是政府必须要转变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甬军：新型城镇化关键看财税改革

　　城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之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52%的城镇化里面有两亿多农民工没有完全市民化。

　　现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地方政府仍然希望再发动一次以土地为中心、以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城镇化。产能过剩也好，地方债务也好，都希望有城市化。现在是两种城镇化道路之争，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城镇化笼统当作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和长期增长的动力就有问题。

　　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还有财税制度改革。现在的财政体制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是互为因果的。所以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考虑1994年分税制以后划定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这样才能解决改变城市化的模式，以土地为中心的模式转到以人为中心的模式上来。

　　安置一个农民工要10万块钱，财政需要进行部分支出，当然完全靠地方财政解决不了问题，农民工自筹一部分，社会自筹一部分，来解决农民工的安置问题。只要把家安下来，就可以创造服务需求，在住房、家政服务等方面创造新的需求，这才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而财税改革则是实行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应有之意。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省级以下税制改革是下一步重点

　　中国财政结构性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有巨大作用。从1994年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的事权在下降，财权在上升。反之，地方政府的事权在上升，财权在下降。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要不断地去挖新的财源，造成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

　　正是财政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或者在某些方面失衡，造成中国整体宏观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政府应该更加深化推进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我们1994年着眼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下一步要着眼于省级以下的改革，因为省级以下更多承担了事权的部分，比如教育，医疗，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应该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的分配，因为事权决定财权。要通过第三方来重新界定事权的分配。

　　从长远角度来讲，应该完善地方税制的体系。无论是房地产税、财产税、环境税、资源税，有更丰富的税种去满足地方政府用于公共财政支出，特别是民生支出的需要，这也是下一步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顾问王洛林：经济增长短期无忧中长期任务艰巨

　　短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担忧。真正需要担忧的是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因为不合理的结构以及背后的体制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稳定增长，再不下决心加快改革的步伐，很多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这从今年的两个事件就可以看出。一个是今年中央抓作风问题，很多高档宾馆、餐馆的收入因此下降，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年的消费开支。这说明公款消费和腐败性的消费，已经成为消费增长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消费需求是扭曲的。另外，从6月份的情况来说，实体经济面临很多困难，只有银行是唯一没有困难的部门，利润很高，从业者工资也很高。但银行闹钱荒，等着中央银行多拨一些钱来缓解问题。这说明我们的金融部门运转机制已经严重扭曲，以至于不得不靠央行输血维持正常运转。

　　上述两个事件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已经有很多扭曲的方面，要改变这种扭曲是相当费力的，会有很大阻力。如果这道坎迈过去了，将来保持平稳增长是没有问题的。(本版稿件由记者侯云龙、韦夏怡 整理)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