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二代”的幸福生活：每户免费分数套房【3】

　　吉林

　　失落的小镇饭店

　　王山山｜吉林公主岭

　　往年冬天，姑姑家的饭店总要忙到腊月二十七八才能停下来歇歇。

　　这个位于公主岭一个小镇中心的饭店不大，用的是自家的两层楼房，面积100多平方米，但掌勺的姑父手艺好、管后勤的姑姑卫生做得好，开业七八年来，几乎每天客人络绎不绝，其中很多食客来自100米外的镇政府。

　　以往，财政、工商、税务、城建、文化、教育……镇政府几乎所有部门的公务员都经常到饭店里吃饭谈事儿——有时候是单位小聚，更多时候是别人请他们办事，部门之间的沟通偶尔也在饭店进行。

　　在这个典型的东北小镇上，到饭店“吃饭”，就意味着喝酒。表弟形容基层干部喝酒：“啤酒踩箱喝，白酒每顿人均1斤以上，喝得多才能掌握话语权。”据我观察，虽没表弟说得那么夸张，但阵势确实不小：四五个人一顿饭，三瓶白酒很快变成空瓶，再搬来一箱啤酒继续……喝得多的不见得掌握了话语权，但至少表达了诚意，办事也就容易了。

　　一场酒局，核心人物只有两三位：一两个求人的，一个被求的，再加上陪酒的，总要四五个人或以上，因此消费能力比散客强多了。饭店当然欢迎这样的顾客。请客办事的饭局最受欢迎，除了大方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定会现金结算——单位聚餐有时会欠账，尽管最后总会兑现，但多少有些风险。

　　镇上的饭店不少，这条街上一眼望过去，能看到门脸的就有四五家，还有更多分散在别处。所以，政府这个“大客户”资源很宝贵，每年春节前后，姑姑和姑父都要向熟络的单位“表示”一下，请他们关照来年的生意。

　　但上大学的表弟不太喜欢这些客人。几乎每年寒假回家他都要向我吐槽：“这些人太不文明了，一顿饭吃仨小时！”“吃饭有包间，为什么还要到人家的炕上？”

　　包间空旷，多少有点冷，卧室里的炕上就暖和多了，客人要去，姑姑只能同意，还为此数落了表弟一顿。

　　客人喝多了，表弟还得扶他们出门、找车——因为客人也是熟人，即便不讲服务意识，人情上也要做到位。

　　可是，今年表弟不用抱怨了。蛇年腊月二十四，小年刚过，姑父就张罗歇业了。因为2013年生意大不如前，继续营业流水也不多，不如早点清净清净，思谋一下来年的打算。

　　表弟说，饭店生意变差的最重要原因是镇政府搬迁了，而镇中心的居民不过几千人，习惯到饭店吃饭的并不多。镇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街上四五家饭店的主力消费群体，他们一离开，姑父的菜做得再香也招不来多少人吃。

　　姑姑说，其实，即使政府不搬家，今年她家的买卖也不会太好做：“习大大一反腐，大官小官都不敢吃了。”这些人原来到姑姑家吃饭花公款的多，自掏腰包的也有，现在不管公费自费来得都少了。

　　尽管辛苦，但姑父很喜欢开饭店这个买卖，除了生意兴隆时数钱的快感，还有人们吃着他做的放心东北菜时赞不绝口带来的成就感。2013年让姑父有些失落。小镇上的生意不好做了，他就琢磨着，等表弟大学毕业安顿下来后，能不能到他工作的地方再开个店。

　　湖南

　　故乡生活纪实

　　故乡的“北京空气”和“非遗难题”

　　朱梓烨|湖南常德

　　紧跟首都步伐的天气

　　2013年年末，北京连续多日的雾霾天气，让我的鼻子再次闹起了状况。好不容易熬到春节假期，想着终于能在老家的清新空气中享受生活了，我无比激动。

　　然而返乡那天中午，从常德机场回县城老家的路上，我看到市区雾蒙蒙一片。“这个天气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司机师傅。

　　“这‘砍脑壳的’(该死的)天气，一直没断过。”刚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司机师傅，说起秋冬天以来的雾霾天气，便骂起来，“全国人民都在讲北京、上海空气如何差，我们这些地方县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更严重。你回去过几天看看，鼻子耳朵不会比在北京时候干净多少！”

　　说起口罩的型号，司机师傅比我还精。“我们现在也紧跟首都人民的步伐，戴上N95的口罩了。现在送孩子上学，口罩成了必备。市里也会发信息搞黄色预警，但我们总不能不出门吧？！像我们这样的工作，空气都是‘扑面而来’，拦都拦不住。”

　　“你们这些搞新闻的，别老盯着一二线城市，也多看看我们这些三四线城市。就讲我们湖南，去年12月，常德、株洲、湘潭、邵阳等30个县市都出现雾霾。益阳、常德能见度只在500米。专家讲的，说是什么静稳天气是罪魁祸首，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但是这些污染物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记者应该多报一报，城市的污染从哪里来，要怎么治？！”司机师傅可能有碍于手里这单生意，要不然，他会把一肚子怨气都撒在我们记者头上。

　　我当时想，作为湖南省经济名列前茅的地区，常德、株洲的情况，与河北邢台、陕西咸阳、湖北荆州、河南平顶山、四川泸州、山东枣庄这些在“全国空气质量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一样，空气污染都与经济发展、人口总量的状况密不可分，可以理解。

　　但当回到家乡的小县城，这里连续多日的雾霾再次让我困惑了。县城地处丘陵地带，地势并不开阔。可我愣是站在一条双车道的马路边，看见了路对面大楼的“朦胧美”。

　　我打开手机，天气软件提示，我所在地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27，属于“严重污染”，而此时，北京的空气质量却是“良”。连续爆表，“空气糟透了”，小小县城怎么也患上了和大中城市一样的病？

　　说起雾霾，爱看新闻的老妈更像是我曾经采访的“北京专家”：“今年暖冬，电视里专家说是什么冷空气活动偏少，风速小，有利于雾霾天气形成。这些我不懂，但肯定是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天气往年是没有的。不过，有些情况是不是也有影响？就是近几年县里经济发展明显，新小区不断在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工程也不少。比这些更明显的变化，是私家车。”

　　的确，在我的记忆中，2011年前后，县里的车越来越多，并间或出现堵车现象。据说就在2013年在县城举办的一次车展上，从吉利、宝骏，到奥迪、奔驰，卖出200多辆新车。今年，新拓宽的大路两旁，更是停满了车，主干道上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

　　更可怕的还是烟花爆竹。新年前夕，每天都能听到放鞭炮的声音。除夕夜，按习俗，团年饭之前、零点前后，最起码要放两次鞭炮。尤其是在零点，看春晚只能算是看电视里的人张嘴。一轮鞭炮放完，就算门窗关得再严实，家里都是灰蒙蒙的。

　　过年嘛，谁家不放炮呢，一场雨雪后，县城的空气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果然，雨雪过后的最初几天，空气优良。但一个多星期过去，2月9日，天气软件再次显示“轻度污染”。

　　老爸调侃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小城，呼吸着北京的空气，紧跟儿子的步伐。”

　　青黄不接的县剧团

　　“丫头，跟我学戏吧？！”

　　又是一年春节，还是这个问题，51岁的朱华利(女)依然把它当作一句玩笑话。但在发问者——湖南临澧县荆河戏剧团退休老艺人张阳春看来，这却是个严肃的问题。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如今生存艰难，没有传人，这是70岁的张阳春最大的忧伤。“现在哪个孩子还学戏？更何况是我们这用方言演唱的‘最土最土’的戏。”张阳春这才把希望寄托在荆河戏名角朱安楚的女儿朱华利的身上。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临澧荆河戏剧团最辉煌的时期。“那个时候，十里八乡的人，都请我们去唱戏，剧团一到当地，就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候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文革期间，剧团几度被迫解散，很多优秀的艺人离世。文革结束后，荆河戏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而真正让荆河戏走向没落的是媒体的发展。广播、电视、歌舞厅，新一代年轻人对荆河戏已经不太感冒了。上世纪80年代，临澧荆河戏剧团解散。很多演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退下来。为了生计，有的人卖起了盒饭，有的摆起了地摊，有的跟着家人去了外地。

　　对于老艺人们，只有“打围鼓”(红白喜事时搭台唱戏)还算是一桩生意。过生日、结婚、续谱、祭奠等，老人们还喜欢请“草台班子”热闹一下。

　　2006年，荆河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荆河戏的恢复和振兴迎来转机。2008年底，在临澧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荆河戏剧团重新挂牌，成为“临澧文化演艺集团”一员。当年，由张阳春等三代荆河戏老艺人演出的《大登殿》、《大破天门阵》引发强烈反响。为了振兴荆河戏，市县拨出专用资金，老艺人们组织剧团下乡演出，为培养后起之秀不遗余力。

　　然而，光“输血”不够，“造血”又谈何容易。被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只算是“有了被抢救的资格”，但抢救所需的经费不菲，培养市场和继承人则需要更强大的经济实力。

　　如今，县里的电影院春节期间的票价卖到每张60元，正在赶超大中城市；但荆河戏剧团的演出，送票都未必有几个人来看。为了生存，荆河戏剧团只能在保证正常的下乡演出的前提下，承接一些歌舞、小品等商业演出。虽然这些商演能赚一点钱，但剧团的主业还是戏，没有戏，市县的拨款便也“没戏”了。

　　人才培养更是无从谈起。几十年前那样“打出来的科班”已不存在，只要年轻人肯学习，老艺人恨不得给他们跪下。但一个连温饱都满足不了的“老土”行当，如何让年轻人有兴趣、下功夫去学？去年，花脸演员段甫生离世，临澧荆河戏剧团自此没有了花脸演员。剧团面临戏曲人才青黄不接的窘境。

　　临澧县丁玲大剧院原总经理、曾经担任临澧荆河戏剧团主胡(首席京胡)的张昌气，是朱华利的丈夫，也是朱安楚的搭档。这么多年，他只带过三个京胡徒弟，后来成名于上海的作曲家易凤林就是其中一位。近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学戏。最小的徒弟虽然才二十出头，但毕竟只是作为业余爱好。

　　2008年版《大登殿》留下的影像资料，画面单一模糊，录音也刺刺啦啦。尽管市县对荆河戏的保护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毕竟财力、技术水平有限，到目前为止，临澧县荆河戏剧团没能制作一套音像清晰的碟片。

　　朱华利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张阳春的邀请，对她来说，赶紧抱孙子才是最现实的选择，虽然她每天仍然保持着听戏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