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 贾兴鹏)29日,在2012财经战略年会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题的分论坛上,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立群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相对滞后已经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为此导致城市的地租、房租包括物流成本不断地提高,此外,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因此,他认为城镇化相对滞后的问题,必须要关注并解决。
以下是谈话全部内容:
咱们这个论坛谈的是加快经济战略性调整,这个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个部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应该在这个里面第二个重点工作所强调的,这个强调既强调需求结构的调整,就是扩大内需,也强调产业调整的升级,实际上还强调了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的组合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区域的一些部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多年从事宏观经济这方面研究,最近这两年在关注我们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待会儿我看马晓河院长也要谈到关于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我就想围绕这个城镇化这个问题发表一点观点和大家一起交流。
我想中国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我认为这个城镇化相对滞后,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我们这个城市现在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来看提供了空间和平台显的越来越紧张,这就表现为了我们这个企业在城市的地租、房租包括物流成本不断地提高,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在企业成本提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就是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成本在不断提高。像在北京,如果和5年以前比较,我想基本生活费用,我看统计做了粗略的计算至少提高了60%左右,包括像食品、交通、通讯各种最基本的生活费用,这种生活费用的提高,特别是我们由于一线大城市这个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足,导致的户籍限制不能打开,实际上这个对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设置了一个越来越高的门槛和屏障。我们现在看到企业招工难、招工贵,今天上午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提高就业的参与率,怎么参与?就是能够进得来,能够留得下,如果现在进和留下来都难,这个参与率提高面临很大的障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城镇化相对是制约了整个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由于这种制约,包括刚才讲到的各种地租、房租等等这些成本的提高,都使得我们整个工业的发展,信息产业的发展,他们都面临成本提高的压力。都开始过早的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这种方面发展下去,城市就业机会会更少,从结构性的选择来说,会更加使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些人遇到障碍,这个过程中可能演化下去了,就会导致我们现代化是在不全面参与的背景下来接触,这会使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增加很大的压力。
第三个方面,现在汽车销售之所以降温,就是装不下这么多汽车,整个城市承载能力的提高,是滞后于汽车、住房这方面需求增加的速度,所以在这个背景,我看到现在汽车市场降温有这方面原因。北京在摇号,越来越城市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城市汽车装不下,拥堵状况很严重。和人们在出行方面改善需求增长不同步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从住房方面来看,我们现在一线的大城市,特别像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城市住房的供给,已经对房价开始缺少弹性。北京在2011年房价涨的最高的时候,整个竣工的住房面积同比是负增长,这种情况表明了,整个城市的承载能力提高滞后,城市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能力发展滞后,约束了房地产供给的增长。所以现在稳定房价,不得不把重点放到买房管理方面,而这种管理现在靠行政性的限购,这种限购地方政府是缺少积极性的这种背景下,房地产市场发展是有不稳定的因素。而且在限购的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需求,我认为也会出现阶段性的水平下降。这样一个下降,包括像汽车市场的下降,实际上意味着住行为主的消费形成,这样一个发展是受到城镇化发展滞后约束的。社科院王国刚也提出这个观点,住行学,从吃穿用转向住行学,以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我想这个空间会受到很大限制。
第四个我想,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不可阻挡的客观现实,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把他留在农村,这是美好的愿望,但是80后和90后的农村人,我想真正在农村一辈子务农的少数,整个转移潮先在农民工的数量,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人口转移大潮,实际上已经导致,以农村、农业为载体的传统的农村社会形态在解体,我们这些人转移出来之后,又不能以城市为载体的现在社会所吸纳,这些人处再一个找不到组织,这个对社会基本稳定,包括对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建设和发展都是很大的隐患。所以我想城镇化相对滞后,现在是必须要关注的,必须要加快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我想,导致它滞后最主要的就是城市发展,现在处在缺少长远目标,处在由市场引导的自发自维的状况。具体来看,每届政府上来都是抓这几年的建设,这种建设存在短期性,使城市发展系统性和科学性受到很大的损害,而这个损害使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后劲受到很大的压抑。北京下来地下排水系统等等,所有地下的建设都是明显滞后的,北京规划布局是围绕环线里面来布局,这种布局现在表明越来越承载不了人口进一步转移的要求,所以这个布局思路没有长远的打算,如果和这个布局相联系这些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基础设施建设没有长远打算,我想北京的发展空间局限性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了。最近这两年北京GDP增长率在全国排在靠后面,倒数第一和第二,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发展就要改变缺少长远目标,发展缺少系统性和科学性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抓长远规划,而且长远规划要立法,要用长远规划来规范各级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行为,严格按照规划做,严格按照规划要求的质量来做,严格按照长远规划布局来做,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工作,要切实抓好。
第二个矛盾我想就是公共服务,今天上午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财政体制,税收体制都在改革,这个改革怎么支持我们公共服务的发展?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发达国家边远地区的小学教师都是公务员,都是由中央财政来发工资,我们这样一个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未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合理化,我想这个是未来改革重要方面。政府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能力和分工要通过改革,加快提高和完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支持一线的大城市,在公共服务能力提高的基础上,逐步的放开城市户籍管理,真正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尽快成为城市户籍居民,引导农民的市民化,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所以我想,再加上政府公共管理或者叫社会管理能力方面的建设,包括现在维护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的这样一些财产责任的合理追究,包括我们在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包括在管理食品药品的安全,包括在维护社会治安等等这些方面能力建设,我想是最重要的。随着这些能力建设,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在长远指导下加快,我想可以使城市化的步伐重新加快,从而解决城镇化、农业化包括和农业现代化之间不协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