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谈居民收入翻番:政府企业需让利 忌揠苗助长【3】

　　改革利率政策与加大国企上缴分红比例

　　《经济参考报》：您刚刚谈到政府要向居民让利，同样地，企业也要向居民让利，那么，这个利应该如何让？

　　汤敏：在过去的几十年改革开放中，企业的利润也一直在攀升，利润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要确保居民收入翻番，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企业也要让出，比如说，1个百分点的GDP利润来算，也就是5000亿一年。

　　然而，与政府部门的统一结算不一样，企业的收益是严重的苦乐不均。一部分企业获得暴利，并不一定是因为它经营有方，而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它的垄断地位造成的。因此，这部分企业在提高居民收入上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而那些本身就在生死线上挣扎，岌岌可危的企业就不应该承担这些责任。

　　从这个原则出发，目前首当其冲要让利的应该是银行业。据报道，去年全国银行业的利润高达1 .25万亿，其利润率甚至高过烟草与石油业。银行获得高利润固然与员工的努力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把存款利率定得过低。很多时候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还低于通货膨胀率，这就造成了银行较高的存贷差。而我国银行80%的利润又来自存贷款业务。所以说，是国家的利率政策，造成了相当部分企业赔钱，唯银行业赚大钱的不合理现象。

　　因此银行业要向居民让利。我国居民存款总额近40万亿人民币。这就是说，如果存款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就能增加2000亿人民币，几乎是半个百分点的G DP。

　　另一个切实可行的企业向居民让利的机制是加大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分红比例。2011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2.26万亿人民币。如果能够把国有企业向财政分红的比例从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25%到30%，那么，每年财政就能增收3400-4500亿人民币。可以再通过国家财政把这部分钱用来给城乡低保人群，贫困地区，退休人员增加收入或退休金。

　　还有一些能够增加企业向居民让利的方法。例如，如果国家在金融、税收以及其它各种政策上向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小微企业、向服务业倾斜，劳动力市场就会更加紧缺，从而使企业不得不增加工资来吸引员工或留住员工。这样就造成了通过市场机制大面积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效果。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往往是人群中收入比较低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较快增长，还会带动农村短工工资上涨，从而可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的政策建议，是针对确保两个翻一番的问题，涉及的主要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分配，即G D P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收入如何在居民之间的分配，以及政府如何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使城市居民间、农村居民间、以及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更公平更合理的问题。即使是完成了上述的政府与企业向居民让利，也不能保证居民间的收入分配的公平。这还要有其它的收入分配政策的配合。然而，如果没有一次分配的公平，居民在第一次分配时切到的蛋糕越来越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次分配也很难分得好，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公正。

　　收入增长切忌揠苗助长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在实施居民收入翻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汤敏：在举国上下都在谈居民收入翻番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居民收入过度增长。在我国就怕大跃进，很多好事、好政策，一大跃进就把好事变成了坏事。从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来看，从企业对员工工资增长的消化能力来看，每年增加7 .2%再加上通胀3%，也就是每年一成左右的工资增长，已经是上限。农民的收入更难保持年年有一成的增长。如果再高于这个增长速度，就可能要出问题。

　　过高的收入增长可能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目前我们保持的低通胀的态势实际上很脆弱。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国际粮价正在攀升。这将会影响到国内的粮食价格与食品价格。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也会推动农产品成本的增加。如果通货膨胀上涨过快，居民好不容易增加的一点收入就会被抵消掉，老百姓会抱怨得更厉害。在80年后期与90年代中期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过高收入增长可能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中国经济正处转型之中。很大数目的小微企业都是在微利中生存。我与很多小企业家谈过，他们对能够承受每年10%的员工工资增长很没有信心。如果每年工资增长高于10%，大批的企业会倒闭。这又可能造成大批工人失业的现象。

　　真理往前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十八大后，各地政府都在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头脑过热的现象。中央定的10年翻一番，好几个省已将之加码成五年翻番。这种拔苗助长、好大喜功的现象一定要引起关注。建议有关部门建立一个“鞭打快牛”的机制。对那些居民收入增长过快的省份要给予一定的制约，采取如减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否则，一个很好的政策可能会出现正好相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