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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人民網北京11月17日電（記者 呂騫）國際金融論壇（IFF）第九屆全球年會於今日在北京召開。本屆大會主題為：世界經濟格局變遷與全球金融改革。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演講中表示，堅持改革開放道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認真地、堅決地克服各種障礙，執行下去，我們經濟的面貌很快會改觀。
吳敬璉表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儲蓄對於投資的結余的一部分用進出口的方式讓渡給發達國家，這種互補關系對於我們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在相當長時期裡面變成了推動這些國家經濟崛起的最重要的力量。但是，這種格局是不能持續的。外匯結余大量增加引起了資產泡沫的形成和通貨膨脹壓力的增加，資產泡沫破滅以后，就出現了危機。
他介紹，到了21世紀初期，我們已經認識到、感覺到這種模式不能長期維持。所以，早在1995年就提出來要改變這種增長的模式，要從投資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轉變到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模式，可是進展緩慢。
他表示，“十五”計劃開頭開得很好，城市化加速對整個經濟發展是起著很大的積極作用。但隨后各級政府利用手裡掌握的土地資源，據說有幾十萬億的投入，去發展那些產值大的，一般說來就是重化工業，“十五”計劃就發生了問題。所以，“十一五”再次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主線。
吳敬璉表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各項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樣才有可能加快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現在我們確實面臨著一些困難，但是我相信隻要能夠認真地、堅決地克服各種障礙，執行下去，我們經濟的面貌很快會改觀。
他說，中國從一個提供制成品的所謂世界工廠、出口大國變成一個世界上也許數一數二的消費市場，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提供一個很重要的力量。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也許就是我們能夠為世界作出的貢獻。所以，實現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宏偉目標，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
以下是演講全文：
我今天講一個題目是在世界經濟變遷中的中國經濟發展。我們會議的主題是講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我就中國在這個變遷中遇到些什麼問題，我們希望他向哪一個方向變遷，而且作一個預測。
我先講一講我對於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前舊的格局的理解。當然這個問題上是有不同意見的。在上世紀大概60年代以后，逐漸就出現了這麼一種情況，就是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在消費主義和高福利政策的影響之下，許多發達國家儲蓄率是不斷地降低，所以，儲蓄對於投資的缺口就變得越來越大。我們這些東亞的國家和地區，就利用了這種形勢，促進自身的發展。利用這種形勢，應該說帶頭的是日本，日本採取了各種政策措施，執行了一種出口導向的政策。用進出口，去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因為這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在內，一直都是採取了用大量的投資去促進增長這樣一種增長的模式。在這種增長模式下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投資率不斷地提高，而消費率不斷地降低。在消費率不斷降低的情況下，就會形成國內的消費最終需求不足。
出口導向政策有人把它叫做新重商主義的政策，就用各種各樣的政策來保持出口的大幅度的增長。這樣就造成了一個不斷增長的進出口。這個不斷增長的進出口就彌補了國內需求的不足，就能夠支持經濟的高速度增長。在實質上，是把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儲蓄對於投資的結余的一部分用進出口的方式讓渡給發達國家。於是，就出現了這麼一種情況，就是兩類國家，它的儲蓄對投資的失衡正好是相反的，對發達國家來說，是儲蓄對投資有很大的缺口，而對於東亞國家來說，儲蓄對投資有很大的結余。這樣兩個正好相反的，就像鏡子裡照相一樣，正好相反的兩組經濟互相之間就形成一個互補的關系。這種互補關系對於我們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在相當長時期裡面變成了推動這些國家經濟崛起的最重要的力量。
但是，這種格局是不能持續的。首先是在東亞國家和地區，陸續地從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開始，一個一個地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比較典型的就是日本和我們的台灣省。因為這種成功的執行了出口導向政策，它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外匯結余大量地增加。外匯結余大量增加，為了維持本國貨幣的低估，中央銀行就要不斷地借助外匯市場收購外匯，保持本國貨幣的低匯率。於是就引起了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的大量增加和流動性的過分地增長。它就引起了首先是資產泡沫的形成和通貨膨脹壓力的增加。當資產泡沫破滅以后，就出現了危機，比如日本在1990年出現的資產市場崩潰，一直到現在，仍然沒有能夠得到恢復。我國的台灣省、韓國等等，都是重復了這樣的故事。
到了21世紀初，中國也感到了這個問題的壓力。資產市場的泡沫形成，搖搖欲墜。通貨膨脹壓力增加。所以，在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這種局面已經不能維持了。在中國，我們大致上在2003年、2004年就開始討論。在2005年，我們就開始了外匯的改革。現在看來，雖然從外匯改革進行的狀況看，還是進行的比較平穩，我個人的估計，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國的匯率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致上，我們現在的匯率水平是在均衡點附近。當然，這個不能完全取決於中國，也和其他國家採取的政策有關。更加使得整個世界金融體系發生重大影響的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維持這種格局也是不可能了。這個鏡像互補，對於發展中國家，特別像東亞這樣採取出口導向政策的發展中國家或者說新興的工業國來說，它造成的結果是貨幣超發，是資產市場不正常，泡沫化，泡沫的崩潰就引起了經濟危機。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它的結果在形式上也很相象。
就我的理解，維持這個舊的格局造成的結果就是資產負債表的高杠杆化，過度的負債。當然，對於美國來說，因為它是一個國際儲備貨幣，它的貨幣的超量發行能夠為世界各國國際經濟所吸收、所承擔。對於歐洲來說，那麼就是表現為高負債。其實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機，有的經濟學者把它說成是一個資產負債表危機，我認為這是有一定道理的。這種格局不能維持，就使得在我們對應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它出現了很大的困難，一方面，從短期來看，需要增加流動性，但是，從長期來看，是要去杠杆化。這兩個短期的和長期的目標之間是有矛盾的，於是就使得我們全球來對應金融危機的過程變得很艱難，會有很多起伏。
在中國來說是什麼樣的問題呢？中國也碰到了這樣的問題。就是從短期來說，它需要增加流動性，可是這是個短期的對應方式，應該說我們中國的宏觀當局，包括我們的中央銀行和我們的財政部門，用短期政策來保持經濟的穩定，應該說不打一百分，我看也可以打八九十分。但是，這個短期的應對不能夠解決根本性的問題。
根本性的問題對於中國來說，它的問題是增長模式存在著問題，就是說我們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從1953年，從蘇聯引進了它的一種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用大規模的向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投資帶動經濟的增長。它就會造成一個問題，我們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都有這樣的問題，就是投資率不斷地提高。可能是現在我們的投資率接近於50%，這樣的水平是世界所沒有的。它就會造成消費的不足，最終需求的不足。但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仍然保持了高速度增長，沒有發生很大的問題，原因是因為我們用了出口導向，這樣的政策很成功，它彌補了國內需求的不足。
但是，到了21世紀初期，我們已經認識到、感覺到不能長期維持。所以，早在1995年就提出來要改變這種增長的模式，要從投資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轉變到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模式。1995年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如果不能夠在我們的增長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於增長的貢獻，那麼，這個長期問題是難以解決的。特別是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在發達國家，提高了儲蓄率，降低了印鈔的水平的時候，高速度增長就不能維持了。所以，它就會碰到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當出口的需求、進出口的需求降低，怎麼才能夠維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呢？他如果不能提高效率，那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繼續提高投資率，那麼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了。不斷地提高投資率，消費率是不斷地降低，需求就變得不足。需求不足解決的辦法是增加投資，增加投資的結果是使得最終需求更加不足。就碰到了這樣的問題。
所以，中國從長期來看，急需要改變這個增長的模式，要提高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對於增長的貢獻。這才能夠維持一個比較合理的、合適的增長水平。
我對於到底是10%、8%，還是7%的增長率，我認為這不是主要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增長中哪一種因素的貢獻更大。如果我們能夠提高效率，對於增長的貢獻的話，即使GDP增長速度低一些，也不會有任何問題。但是問題在於，這個增長模式的改變雖然從1995年就正式列入了計劃，可是，進展緩慢。
從1995年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列入我們的五年計劃，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但是進展緩慢。我們是不斷地總結為什麼進展緩慢。1995年制定的“九五”計劃，就是從1996年到2000年的計劃，就決定了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其中一個就是增長模式的轉變。“九五”計劃因為是在一個大改革的背景下實現的，所以，應該說，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當時提了兩個根本轉變，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從粗放的增長方式轉變到集約的增長方式，另外一個根本轉變是從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因為這兩個轉變是同時進行的，所以，應該說，“九五”計劃執行的情況還是比較好的，經濟效率有所提高。
但是，在“十五”計劃好象情況發生了逆轉。“十五”計劃，應該說開頭開得很好，就是本世紀初，城市化加速了，但是城市化加速應該說對於我們整個經濟發展是起著很大的積極作用。
在城市化加速的情況下，各級政府手裡都掌握了一個很大的資源，這個資源就是土地。大量的土地資源，各級政府去征購的時候，從農民那裡征購的時候，是按照農業生產的成果計價的。而在城市的土地出售的時候，又是按照城市的土地出售的。於是各級政府手裡掌握了一個非常巨大的資源。用這個資源、用土地和土地抵押來的貸款，據說有幾十萬億的投入，去發展那些產值大的，一般說來就是重化工業。所以，“十五”計劃就發生了問題。
所以，“十一五”再次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主線。對於如何來解決體制上的問題，最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爭論，基本上是兩種方向。一種方向是要強化政府對於整個經濟的管控，或者就是要加強國有經濟對整個經濟的控制。就是前一個時候說的比較多的所謂中國模式，支持中國模式的人們往往說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也是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有一個強勢的政府。因為有一個強勢的政府，所以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所以才會有北京奧運、高鐵奇跡和有一些地方。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要堅持改革開放道路。看來，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對這個爭論應該說作出了結論。就是我們要堅持70年代后期以來對中國來說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的路線，而且要進一步提高。所以，剛才我們戴行長和成思危先生都講到，十八大作出的堅持改革開放的結論。
所謂堅持改革開放，它的方向是什麼呢？代表大會說的很清楚，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各項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加快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這句話是胡錦濤總書記在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裡面的話，從哪裡轉到哪裡呢？實際上就是依靠投資和出口驅動的一種發展方式。現在各方面正在熱烈地討論怎麼來進一步實現十八次代表大會提出的這個目標。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從“十二五”以來，特別在我們的學術界有了很多的討論。
現在我們確實面臨著一些困難，但是我相信隻要能夠認真地、堅決地克服各種障礙，執行下去，我們經濟的面貌很快會改觀。中國面貌的改觀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下的改觀，對於世界經濟來說，有什麼意義呢？我想最重大的意義就是中國會從一個提供制成品的所謂世界工廠、出口大國變成一個世界上也許數一數二的消費市場，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提供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也許這就是我們能夠為世界作出的貢獻。所以，實現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宏偉目標，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