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未來學家提出：用國家富裕指數代替GDP

　　當前全球各國政府和機構普遍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標准。然而，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是否就意味著國民財富的增加以及國民滿意度和幸福感的上升呢？

　　如今越來越多的各國決策者和經濟學家都認識到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的生活質量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關系，國內生產總值作為指導各國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的局限性日益凸顯出來。數十年來，人們一直在尋找完善或者是替代國內生產總值的新指標，近期德國專家就提出了新的衡量標准，引發了廣泛的思考和關注。

　　2012年，德國漢堡未來學家霍斯特·奧帕斯沃斯基(H orst O paschow ski)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式。他打算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富裕指數”。這位來自漢堡的專家與市場研究機構益普索(Ipsos)一道，對2000個德國公民進行了問卷調查。提出的問題是：“對他們來說，富足意味著什麼？”結果是：在經濟危機時期，人們將安全感視為衡量生活富足的首要標准。對他們來說，有安全感就意味著生活富裕。也就是說人們認為無生存風險比安逸或者奢華的生活更重要。日前記者對奧帕斯沃斯基進行了專訪，奧帕斯沃斯基詳細闡述了自己提出的新模式。

　　GDP指標意義重大局限性凸現

　　一些經濟學家認識到G D P無法衡量諸如空氣質量和水質量，醫療，教育和休閑等關系到社會民生的重要因素，決策者們不能單純將G D P作為唯一的衡量經濟繁榮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標准。

　　經濟學家們想要衡量國與國之間的生活水平的差別，或者某個國家財富的變化時常常會用到國內生產總值這個概念。G D P從誕生之初就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商品和服務的產量價值。數十年以來，G D P已經成為各國決策者們制定政策所參考的重要指標，因此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水平。

　　除了美國商務部之外，G D P也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一些國際組織用來衡量各國和世界的經濟狀況。G D P能衡量最廣泛的經濟活動，代表著某段時間之內的所有商品和服務的貨幣價值。除了各國政府之外，央行還會依據G D P數據制定貨幣政策，金融市場也會將其作為一個衡量經濟活動的重要指標，商業領域也將其作為重要參考對未來的經濟形勢作出預判，並據此制定產量、投資和雇員計劃。

　　如今，G D P已經成為比較各國經濟發展速度的一個指標。盡管其並非衡量一個國家生活水平的指標，但由於從理論上來說一個國家增加的經濟產量常常會惠及其民眾，G D P從而也經常被用作衡量生活水平的標尺。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經濟學家也逐漸意識到環境和貧富差距等問題不能在經濟產量中得到很好的體現，G D P無法衡量諸如空氣質量和水質量，醫療，教育和休閑等關系到社會民生的重要因素。他們認為，如果單單隻考慮商品和服務的產量並不能反映出一個國家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以及單位資金和勞動力成本的產出問題。因此，人們認為決策者們不能單純將G D P作為唯一的衡量經濟繁榮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標准。

　　庫茲涅茨本人並不贊成使用G D P衡量全國總體的幸福程度。在他看來，G D P指 標 並 不 能 區 分 經 濟 增 長 的“量”和“質”，“成本”和“收益”，以及“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的區別。經濟增長的目標必須明確增長來自於何處以及用於何處。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同樣對G D P指標的使用方式的缺陷提出了質疑。他們指出，G D P指標重“量”不重“質”往往會使得經濟政策導致產量過剩，對社會發展產生不可知的負面影響。例如說，造成家庭負債上升的金融產品，可能提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總量水平，但對於實際財富的增長卻起不到任何作用。同樣地，醫療支出的增加會推升經濟產出，但這卻無法反映出一個國家醫療系統的成本效益和質量。

　　由於G D P是按照一定時間統計的，無法將長期因素考慮在內。比如說環境和糧食的可持續性等。如果單純從對G D P的貢獻來說，砍伐森林以獲取木材顯然要比保護森林對G D P的貢獻要大。而G D P無法反映出的一些生物多樣性，水質的提高以及氧氣的增加等因素就會被忽略了。

　　經濟學家們認為G D P的另外一項重大缺陷也於其無法反映出貧富差距。由於G D P只是衡量平均人均產出，隻能體現出總體經濟產量的上升或者下降，對於社會某些特定群體的情況無能為力。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盡管G D P不斷增加，社會上一些貧困的人們卻反而因此變得更加貧窮。

　　也有人們認為，社會財富的不均衡的增加，尤其最高收入階層的財富增加對於整個社會來說相對作用較小。這是因為與收入相對較低階層的消費相比，富人階層的消費所產生的社會效益相對較小。

　　奧帕斯沃斯基指出，四十多年來的社會學研究結果已經証明政治滿意度與普遍的生活滿意度之間存在聯系。當民眾對生活感到不滿情緒時，政治上的緊張情緒也將升溫。原因是：不考慮個人生活品質的社會物質水平的提高不再被視為社會的進步。因此，G D P也不再能成為衡量人民富裕和幸福程度的指標，因為它隻能對商品———也就是在市場上以金錢來標價並被交易的物品和服務進行測量，卻無力衡量除此之外真正令生活成為生活的東西：家庭、朋友圈等等的價值完全被忽視了。

　　奧帕斯沃斯基說，在所謂的富裕國家中常存在這樣一個很矛盾的困境：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人們的“感覺”卻越來越糟。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他們的生活質量相比從前反而下降了。更多的物質財富並沒有讓他們變得更加幸福或滿足。對於生活在農村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為他們不能享有城市生活的多樣性。結果就是人民的失望情緒日積月累，對政治和政治家的批評不斷增加。

　　解決GDP局限性的思路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就強調說 ， 為 防 止 各 國 政 府 陷 入 “ 唯G D P”論，應該在G D P中引入更多 的 指 標 。 法 國 環 境 經 濟 學 家C laudeH enry表示，長期的環保指標，比如說水質和碳排放等指標尤其應該被列入到G D P裡面。

　　近年來，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衡量經濟增長的方式也應該有所變化。因此，經濟學家們設計一系列的衡量國家的經濟增長的新指標，比如說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Index ofSustainableEconom icW elfare)，真實進步指標(theG enuineProgress Indi-cator)和綠色G D P(greenG D Ps)等。至於G D P指標是否應該有所改進，或者被其他方式取代，經濟學家們對這個問題還莫衷一是。

　　人們提出的一個改進主張建議將經濟領域一些可能導致負面影響的因素也考慮進去，例如說伐木和石油消耗等。與此同時，由於幸福感難以定義同時又難以量化，經濟學家們對於制定能反映人們幸福感的新經濟衡量標准十分猶豫。另有一派觀點認為G D P這種衡量標准既然不能反映出幸福感，則應該被其他標准取代。人們難以接受既然國家的G D P增加了，而幸福感卻不能得到提升這樣一個事實。還有一種觀點認為G D P不能被取代，相反應該增加一些其他關鍵性的指標來加強G D P指標的有效性，從而為決策者們制定經濟政策提供更加全面地參考。哈佛大學的經濟學 家 約 瑟 夫·斯 蒂 格 利 茨(Jo sep hStiglitz)就強調說，為防止各國政府陷入 “唯G D P”論，應該在G D P中引入更多的指標。法國環境經濟學家C laude H enry表示，長期的環保指標，比如說水質和碳排放等指標尤其應該被列入到G D P裡面。

　　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引入了“人類發展指數”來衡量經濟增長對提升一個國家國民幸福感的作用。2007年11月，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羅馬俱樂部(Clubof R om e)，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 EC D )以及世界野生動物基金(W orldW ildlife Fund)召開會議，希望能找到除G D P之外的更合適的指標，衡量一個國家的進步程度。

　　國家富裕指數

　　國家富裕指數有四個支柱：第一個支柱是經濟上的富裕﹔第二個是生態上的富裕﹔第三個支柱設計全社會富裕程度﹔第四個指個體的富裕。

　　奧帕斯沃斯基認為，政治家和專家們“從上面”決定什麼對民眾好什麼不好，而不讓民眾自己來表達他們對富裕與幸福的理解以及他們的滿意程度，這種做法不太合理。他說，自己與全球性研究機構IPSO S一起研發了第一個國家富裕指數(N A W I D )，以此對經濟和生態的、社會和個人的富裕程度進行區別。

　　他說，“應該沒有人會感到驚奇，個體的幸福程度或者說“好的生活”具有最重要的意義，而除健康和無憂慮外，家庭、朋友以及社會關系對此十分重要。誰想在未來合理地要求增長，就不能再忽視人(而不僅僅是市場)的因素，否則政治就將離民眾越來越遠。”

　　奧帕斯沃斯基介紹說，國家富裕指數(N A W I D )是以對富裕的整體性理解為基礎的，相當於一個“四支柱”模式，是對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質量的衡量。第一個支柱是經濟上的富裕：生活安全、不為錢發愁﹔第二個是生態上的富裕：貼近自然、可持續地生活﹔第三個支柱設計全社會富裕程度：自由而和平地生活﹔第四個指個體的富裕：健康而不為未來感到恐懼地生活、通過國家富裕指數可以精確地衡量一個國家真實的富足程度。比如德國生態富裕值隻有28.0，而社會富裕值達到52.1。

　　奧帕斯沃斯基認為，在全球化時代，一切都在流動之中———金錢、商品、市場和人。在這樣的時代人們更加看重安全感。沒有人想成為從富裕程度上來看的失敗者———尤其是現在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政府當然不可能保証每個居民都擁有無憂無慮的生活———這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也是不值得期待的，因為被真切感受到的差距是個人及社會發生改變的動力。因而，每個國家都應該致力於在個人的要求與社會所能提供的可能性之間尋找到平衡，否則社會鴻溝拉大將導致嚴重的社會矛盾。

　　奧帕斯沃斯基介紹說，國家富裕指數(N A W I)可用於其他任何國家，他最近剛完成針對瑞士的國家富裕指數(N A W I C H )。相對於德國人來說，瑞士人更加注重自由而非安全感———也就是能夠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生活，做他們真正願意做的事情。自由對瑞士人來說還意味著“社會自由”相對於德國人來說瑞士人有更多的社會交往———因此也要比德國人幸福一些。可以証明的是，當更多的時間投向人際間的關系時，人們的幸福感也會更強。這麼看來，一個針對中國幸福及富裕程度的國家富裕指數(N A W I C N )應該會得出非常有意思的結論。另外，N A WI在科學和政治的意義上都是相對的，我們也可以對不同國家之間或者對統一國家不同時期之間的富裕指數進行對比。

　　奧帕斯沃斯基還說，“不管是中國、歐洲還是美國，對所有國家而言，‘增長、增長、增長’都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實現進步的一個手段。經濟的發展應該能夠幫助我們實現比至今為止更好的生活。但現實情況卻正好相反。”另外，不斷追求更多的欲望也會對社會關系與社會的團結造成損害。

　　通過運用國家富裕指數(N A W I)，才可能創造出新的衡量生活滿意度和生活質量的價值體系，而這個新的體系將不再僅僅依賴於經濟周期、股市行情、國家債券和信貸等等，而是更關注生活的財富：健康、教育、文化、環境、自然等等，也就是可持續的基於人的幸福之上的富裕程度。

　　背景鏈接

　　G D P的概念最早是在1934年由美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Sim onK uznets)提出的。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和羅斯福正試圖制定政策抗擊經濟大蕭條。在G D P概念誕生之前，決策者們隻能依賴於一些相對片面的數據，比如說股市指數，貨運量，工業生產量指標等來衡量國家經濟的健康程度。隨著政府在國民經濟中作用越來越大，對於一套能更全面地反映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數據的需求就日益突出。

　　經濟學家們認為，自從G D P的概念和指標誕生之后，決策者、經濟學家和商業領域的認識分析各種稅收和消費政策將產生何種影響以及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影響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人們認為，正因為G D P指標的出現，二戰之后商業周期的嚴重程度大大降低，經濟實現了強勁的增長。在1854年到1945年間，平均的經濟下滑周期為平均每4年一次，持續時間長達21個月。而在戰后 ， 經 濟 下 滑 的 時 間 縮 短 為1 1個月，每5年爆發一次。引進了G D P指標之后，得益於及時、全面和准確的經濟數據，銀行擠兌，金融恐慌和大蕭條等現象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遏制。

　　自從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B retton WoodsC onference)之后，G D P指標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這種趨勢導致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這些組織採用了美國和英國使用的G D P方法指導國際貨幣兌換中的決策制定，並借此判斷哪些國際性的開發項目值得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