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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既奉行經濟實用主義，同時又不失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這樣做是否值得？答案是：兩者完全可以兼而有之且意義重大。假設我們希望（實際上我們的確希望）生活在一個和平、和諧發展的社會中，那麼我們必須在經濟再生產過程中引入新的價值觀，但是不能忽略實用主義的要求，原因在於這是理性經濟管理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特點。我們需要採取更加務實的方法，增進多元文化，分享全球化，增進社會凝聚力，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體系。
意識形態與實用主義之間並無矛盾，因為支撐社會管理過程的核心價值觀及其經濟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無須為短期經濟問題或策略問題犧牲基本原則，而是應當採取與這些原則相適應、切實可行的戰略行動。此事至關重要，也為未來政治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收入分配平衡有助於經濟長期增長
收入關系對長期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這一結論源於一系列長期的比較研究，其正確性不容置疑。收入分配比較平衡的國家，其經濟發展更具可持續性。而且，與貿易自由化和政治制度相比，這些國家的收入關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顯然更大。這表明了未來發展政策應特別注意的方面即收入分配平衡。
一舉實現兩個目標的可能性尤為重要。這是切實可行的，原因在於一個目標（即社會可持續性收入分配）同時也是實現第二個目標（即經濟增長）的一個手段。這種關系沒能被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及源於這種思想的經濟政策所理解，從而產生了一場自我毀滅的嚴重危機。此外，這種關系也被推動國家資本主義各個方面的經濟思想所遺棄，正因如此，國家資本主義的前途也不見光明。現今，我們步入了新實用主義時代。
我並未低估新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之間對抗的重要性，但這種對立並非決定未來發展的關鍵。未來將取決於現代資本主義與社會市場經濟（以新實用主義形式為基礎）這兩種觀點的對抗結果。沖突主線將在努力恢復其實力和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和與其敵對的國家資本主義及真正的經濟、社會進步概念之間展開。它應惠及廣大民眾，而不僅僅是一小部分“精英人士”——這些“精英人士”的行動往往受個人利益驅使，並得到其在政治、媒體和“科學”領域高收入代言人的支持。對任何政治制度而言，如果長期處於大批被貼上遭受社會排斥的“邊緣化”標簽的經濟弱勢群體與一小部分生活奢華的“精英”共存的境地，都是沒有前途的。
增加國家稅收並不意味著提高稅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承認，發達國家（主要指美國和歐盟）推行的、旨在克服危機的政策，應注重增加主要來自富裕人口階層的稅收，而非削減主要針對貧困社會群體的預算支出。這一點非常有意義。我們必須立即補充說明，增加國家稅收並非總是意味著提高稅賦，因為這一目標也可以通過消除免稅額和改進應收稅款的收繳方式來實現。通常，這種措施將帶來有利於增長的最終需求結構的變化，並縮小收入差距，從而消除危機產生的根源及其后果。同樣，從長遠來看，旨在減少分配不平衡的收入再分配，也有助於自由經濟體的經濟發展。
此外，在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一個國家可通過減少不均衡分配，而不是隻通過數量增長實現社會滿意度的大幅提高。這是制定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提示，而且對整個教育體系也應該是個啟迪。我們對其了解越多，就越容易把握其方向。不過，這其中也存在風險：因為本文堅持的政策可能轉化為平民主義，而不是實用主義。此外，鑒於生產增長很容易量化，而社會滿意度的估量又很容易被操縱，因此實現的難度更大。
稍降基尼系數可顯著提高社會滿意度
如果降低少許基尼系數，即可顯著提高社會滿意度，而無需一定要傳統意義上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幾個百分點。制定未來經濟政策時將越來越多地採取這類舉措。因為這樣做更容易：一方面，生產量和消費量的絕對水平在不斷上升﹔另一方面，目前收入不平衡的程度更甚於前。換而言之，出現不平衡意味著存在很大改善空間。雖然對貧困國家而言，經濟增長仍將是今后許多年的首要任務，但對大多數富裕國家來說（收入不平衡水平較低的社會市場經濟體除外），針對收入分配的變革將是重中之重。
對於不公正的不平衡，特別是由反常的分配關系引發的不平衡，我們應予以堅決反擊——因為它將逐漸破壞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從而影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社會資本。如果不同專業和社會的團體間彼此猜忌，如果民眾不信任他們的政府、政府也不信任民眾，如果企業家之間相互質疑，社會資本就不會發展壯大，而是逐步被侵蝕。最終，社會經濟就類似一個家庭：即使不存在金錢問題，但成員之間各懷心事，彼此猜忌，萬事皆興也只是空談。
收入差距縮小未必會減少儲蓄
但是，畢竟資本積累是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需的要素，主要用於向現有生產能力的現代化和建設新的生產能力投資。收入差距縮小難道不會減弱人民存款的積極性、進而影響投資建設更好的未來？答案是：根本不會。如果情況果真如此，我們就不應採取任何旨在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但除了少數例外，事實並非如此。目前，並未找到經驗或理論証據証實收入結構更為均衡的社會儲蓄和投資更少。針對奧地利、法國、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或其他國家的相關資本形成過程的研究足以說明，這些更為平等的社會，與推行精英型收入劃分關系的國家具有同等的儲蓄能力。
對比所謂的“大國”經濟體與“小國”經濟體之間的收入分配情況，也可以証明這一點。在過去幾十年中（1960—1995年），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再分配水平隻有約30%的國家（也就是分配不平衡差距更大的國家），投資率或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平均為20.7%﹔另一方面，擁有較大規模重新分配預算的國家，重新分配預算約佔其國內生產總值50%（收入分配差距相對較低），投資率平均為20.5%。由此可見，兩者間的差距微乎其微。一個國家可以在採取減少收入分配不平衡措施的同時，擁有產生資本影響其未來經濟增長的同等能力，而這反過來又決定了民眾對目前經濟形勢的滿意度。這是制定新實用主義經濟政策的另一重要指導方針。這應是我們未來的目標。
人類需求的不斷增加，以及滿足這類需求的意願，是一把雙刃劍。它消除了諸多障礙，並通過不斷刺激經濟，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形成了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即經濟增長。同時，它也是一種破壞性力量，能夠模糊人們的心智、破壞喜好、鼓勵應受譴責的品質，進而將不理性的元素引入經濟發展中。（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 翻譯：張璐晶）
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
波蘭前副總理，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經濟發展研究機構及歐盟高級顧問，現任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波蘭智庫主任。2012年1月起，為《中國經濟周刊》撰寫專欄“科勒德克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