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公車花掉六成“三公”經費 無人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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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兩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強調：“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 並做出“本屆政府任期內，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隻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隻減不增”的約法三章，要求“中央政府要帶頭做起，一級做給一級看。”

　　縮減“三公”支出，增民利、得民心。但讓管理者向自身利益“開刀”，困難並不少。令人欣喜的是，在不少地方，對於“緊日子”的認識正在深化，變化正在發生，難題正在破解。當然，徹底推進“三公”改革，現實中還面臨一些障礙。

　　從今天起，本版將連續推出“政府如何過‘緊日子"系列專題報道，敬請關注，也歡迎大家參與監督、共同探討。

　　公車花掉六成“三公”經費

　　增加一輛公車，就意味著要增加司機、油耗、保養、保險、停車、路橋費等各種成本

　　清明節期間，為防止公車祭掃現象的發生，不少地方出台了嚴控公車私用的措施，然而有些地方依然“頂風作案”：網友曝光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新安所鎮“勞動保障監察車”被私人開到公墓，媒體報道南京市國土資源局六合分局楊某駕駛“國土執法車”祭先……

　　多年來，公車私用屢禁不止，已成頑疾。原因何在？

　　“公款吃喝是群體性行為，地點集中在高檔酒店、娛樂場所，相對容易查處和控制，公費出國有著嚴格的審批手續，也很難鑽政策漏洞。公車的使用則是個體和分散的行為，比較隱蔽。”長期關注公車改革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說，相對於公款吃喝和公費出國，公車管理的難度更大，一個單位裡知道公車使用情況的人有限，特別是領導干部專車，往往隻有司機知道去向。“常聽說某個局的領導去外地出差了，專車卻被司機開走自己用，大家雖心知肚明，卻沒人敢管。”

　　2010年兩會，民革中央在提案中指出，我國公車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四個方面的突出問題：

　　公務用車費用高，造成財政負擔沉重。調查顯示，每年一輛公務車的運行成本至少6萬元，有的甚至超過10萬元。

　　公車私用現象嚴重。公車使用存在三個“1/3”，即辦公事佔1/3，領導干部及親屬私用佔1/3，司機私用佔1/3。

　　超編制超標准配備用車問題屢禁不止。

　　公車使用效率低，浪費驚人。黨政機關及行政事業單位公務用車總量為200多萬輛，每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驚人。

　　財政部數據顯示，2011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用當年財政撥款開支的“三公經費”支出合計93.64億元，其中車輛購置及運行費59.15億元，佔“三公”經費總數的六成以上。

　　地方的情況基本類似。2013年，北京88家單位公開部門預算， “三公”經費預算將近8億元。其中，公車開支是“三公”經費的最“大頭”，購買車輛及運營維護開支約為5.9億元，佔比74%。廣東省2013年省級行政事業單位的三公經費為8.64億元，其中公車類開支總計約5億元，佔比近六成。在公車費用中，公車購置7316萬元，公車燃料、維修等運行維護費4.27億元。

　　“公車費用減不下去，‘三公’經費難以得到根本控制。”葉青說。

　　莫把公車異化成權力象征

　　要分清是公共服務必需品還是權力地位附加品

　　有些公車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須的。比如公安部門的執法車、醫療急救車、消防車、救災車等，是政府履行管理職責、提供公共服務的必需品，應予以保証。據統計，目前海關系統的“三公”經費九成用在公車上，這些車輛絕大部分是執勤執法用車。

　　“一個基層的派出所，即使夠不上行政級別，也必須有車，否則就影響辦案效率，總不能讓民警騎自行車追犯罪分子吧。但那些不承擔緊急任務的部門，配備公車就要審慎合規。”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我國現行的黨政機關配車規定，把公車完全作為一種待遇配備給相關單位和領導干部，造成實踐中大家相互攀比，以公車顯示身份，不管是否需要都坐公車出行。

　　事實上，公車的配備和使用在我國曾經被嚴格限制。1984年以前，國家規定隻有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正部和65歲以上常務副部級）才有資格配備專車﹔局級以上從事公務可乘坐轎車，縣團級以上的官員隻能使用吉普車和自行車。1984年以后由於經濟社會飛速發展，政府財力明顯增強，中央與地方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的公車消費開始由較高職務向較低職務擴展。

　　1994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要求部長級和省長級干部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現職副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干部，保証工作用車或相對固定用車。在這個規定的基礎上，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本地的公車配備規定，但基本思路都是按照單位和領導的級別配車。

　　“我們賦予公車太多東西，無形中增加了嚴控公車的難度。”葉青認為，不少民企老板放著正規車牌不用，一定要花大價錢、冒著風險用軍牌，這種不正常現象，折射出了公車代表的特權意識。

　　公車改革關乎政府公信力

　　像嚴查酒駕那樣嚴控公車，就一定能把公車管好

　　葉青介紹，從1993年廣東東莞沙田鎮試點公車改革至今，20年來各地開展公車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實踐探索各具特色。“總結、借鑒其中的成功經驗，將有助於我們推動公車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制度，步出‘深水區’，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目前各地較為成功的車改試點大致為三類模式：

　　以廣東珠三角為代表的公車貨幣化模式，其措施是公車全部收回，公務人員按照行政級別給予補貼。

　　以昆明為代表的公車集中管理模式，其措施是黨政機關的所有公車全部停用，或上繳至各區組建的機關公務交通服務車隊，或拍賣收回部分財政經費。

　　以杭州、溫州等為代表的集中管理+貨幣化模式，取消單位的公務車，所有公務用車集中至機關公務用車服務中心，單位公務用車可向中心提前預約租用，同時按級別給公務員發放車貼。

　　“杭州車改，可以節約1/3的費用。”葉青認為，從我國實際情況看，杭州的車改模式比較有優勢，更能夠發揮減少公車數量和防止公車私用的作用。

　　在嚴控公車私用方面，廣州等許多城市的公車都安裝了衛星定位系統，一旦出現違規行為，系統可以及時報警提示。新疆沙雅縣則為每輛公車貼上“公務用車，敬請監督”的“公牌”，附有監督電話和車輛編號。

　　“酒駕車輛沒有任何標志，但最終還是被控制住了。如果我們能像嚴查酒駕那樣嚴控公車私用，就一定能把公車管好。”在劉尚希看來，現在公車改革不是缺少辦法，而是缺少決心。“嚴控公車不僅是節省政府經費那麼簡單，如果公車總是成為特權的代表，成為官員佔公家便宜的途徑，那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將面臨極大挑戰。”劉尚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