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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范圍的實踐來看,隨著金融創新和利率市場化推進,貨幣與實體經濟的關聯會趨於鬆散和不確定。也正因此,在市場化進程中,各國的貨幣政策框架大都隨之調整,從傳統的數量型政策(以信貸、貨幣為中間目標),轉向價格(以利率為中間目標)調控型框架。具體到我國,在過去幾年中,利率市場化不斷加速,貨幣政策環境也悄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金融主體的利率敏感度不斷提高,不僅對金融結構和資金配置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極大地改變了政策的傳導路徑。數量調控的缺陷開始逐漸顯露,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政策有效性降低。隨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銀行資產、負債行為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信貸以外的融資方式(即所謂的“影子銀行”)迅速發展,使中央銀行對信用及貨幣總量的控制力均明顯下降。當然,更重要的是,隨著微觀主體的利率敏感性上升,貨幣流通速度波動加大,貨幣數量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開始變得不穩定。這意味著,在中間目標控制能力下降的同時,中間目標與最終目標之間的關聯性也在減弱,數量型政策的有效性由此大打折扣。
其次,可能加大利率波動。在利率市場化期間,貨幣需求函數的利率彈性明顯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生外部沖擊,而中央銀行如果繼續以貨幣供給數量作為中間目標,就容易放大利率波動幅度,進而影響實體經濟穩定。從可獲得的數據看,在2008年之后,中國的實際利率波動明顯高於之前時期,也大大高於同期其他主要經濟體。這應與利率市場化加速的同時,有關部門繼續強化數量控制有關。
第三,可能干擾政策判斷。數量型政策框架關注的是銀行信貸、廣義貨幣等數量指標,近年也有將社會融資總量納入的傾向,但由於該指標仍存有缺陷,還難以充作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當然,不管是盯住信貸、貨幣,還是社會融資總量,事實上都是以數量指標作為判斷政策鬆緊態勢的主要依據。在上述指標與實體經濟的關聯相對穩定時,這種判斷簡單、合理。但在關聯性降低的情況下,再根據這些指標來推斷貨幣政策態勢,就可能產生諸多矛盾。
比如,在過去幾年中,若以數量指標來觀察,我國貨幣政策大體平穩,除2009年外,歷年均無過大波動。但在實體經濟層面,企業融資成本卻一直居高不下,資金鏈不時出現緊張。事實上,從2009年以來,中長期實際利率劇烈波動並持續大幅上揚。之后雖有回落,但仍維持在歷史較高水平,遠高於同期主要經濟體。若以價格(實際利率)作為中間目標,過去兩三年的貨幣政策緊縮程度相當高,遠非很多人所認為的穩健。這種判斷,或許更契合實體經濟當下的實際運行狀況。
總體來講,在利率市場化推進過程中,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和金融深化,數量指標的先導意義明顯減弱,而基於這些指標的數量調控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力也大為降低。在這種背景下,向價格型貨幣政策框架的轉變已成勢所必然。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並非不認同宏觀審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在價格調控基礎不完備的情況下,數量型政策仍具有的現實意義。只是認為,在利率市場化加速的背景下,有關當局應及早進行相關研究,逐步優化和調整現有調控方式,在放鬆數量管制的同時,逐步完善價格調控機制,為貨幣政策框架的轉型創造必要的條件。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