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招破解融資貴 專家:全系統政策體系前所未有

國辦發十條意見破解融資貴 專家：前所未有（網絡配圖）

人民網北京8月15日電 （李海霞）繼月末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落實和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后，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推出十條措施，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中小銀行研究基地主任曾剛在接受人民金融專訪時認為，相比此前的措施，此次以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為主要目的的“國十條”指向更加綜合和系統，形成了多措並舉、全方面的政策體系。

此次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多措並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確立了十項有力措施：一要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合理適度增長﹔二要抑制金融機構籌資成本不合理上升﹔三要縮短企業融資鏈條﹔四要清理整頓不合理金融服務收費﹔五要提高貸款審批和發放效率﹔六要完善商業銀行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七要加快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八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九要積極發揮保險、擔保的功能和作用﹔十要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特點之一：從宏觀到微觀 形成整體架構

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等問題，一直是橫在企業發展道路上的一道坎。今年7月以來，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多次提及“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相關問題。

“影響融資成本的因素很多，有金融和實體經濟方面的原因，有金融機構自身管理上的問題，也有監管政策和宏觀調控方面的影響。”曾剛認為，在治理和調控“融資成本高”問題時，應全盤規劃、多管齊下，方能起到預期的效果。

在曾剛看來，此次“國十條”所涉及的金融政策正是一次從大到小、從宏觀到微觀的整體架構。“之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所提出的多項緩解融資成本高的舉措，在此次都有涉及，讓人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從整體來看，正是把以前零散和單獨的舉措放在一起形成的整體政策規劃，才能更有效地實現解決融資成本高的難題。”

曾剛說，從宏觀調控看，“國十條”有“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合理適度增長”、“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從監管政策看，有“完善商業銀行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積極發揮保險、擔保的功能和作用”﹔從金融機構自身看，有“清理整頓不合理金融服務收費”、“提高貸款審批和發放效率”﹔從服務實體經濟看，有“抑制金融機構籌資成本不合理上升”、“要縮短企業融資鏈條”和“要加快發展中小金融機構”、“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

“‘融資貴’是特定背景下，各種經濟、金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曾剛說，“‘國十條’這樣一個全系統的政策框架，是前所未有的，隻有這樣才能把握問題的全貌，”

特點之二：多層次 條條都為降低融資成本

曾剛認為，在市場化環境中，企業的融資成本定價大致包括這樣幾個內容，即資金成本、風險成本、運營成本以及金融中介的利潤，等等。“‘國十條’對應於這四個方面都有相應的政策舉措，每一條意見都指向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資金成本主要受宏觀政策和利率市場化的影響。曾剛表示，“央行宏觀調控相對寬鬆，讓利率水平得以維持在一個比之前相對較低的水平。”同時，利率市場化的顯著加快，大量理財產品以及貨幣市場基金等金融工具出現，特別是，“各類理財產品的資金來源或運用原則上應當與實體經濟直接對接”的提出，將會促進企業的資金成本就會進一步降低。

在信用風險持續增大的情況下，風險成本也是融資成本較高的原因之一，曾剛認為，目前，全球經濟進入再平衡階段，經濟結構調整成為常態，部分行業、地區的信用風險明顯加大，銀行不良率持續小幅上升。“‘國十條’中提出了多元化的降低風險成本的舉措，如建立多元化的風險分擔體系和完善考核體系，同時還有政府性基金、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介入，企業的風險成本將有效降低。”

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信息的缺失加大了信貸的營運成本。曾剛認為，絕大多數小微企業的信息是非標准化且零散的，銀行對於進行風險分析進而發放貸款的成本非常高。目前，利用大數據建設的社會征信體系和其它多元化的開放式的互聯網信息平台，可有效地降低風險成本。

金融中介的利潤在企業融資鏈條被拉長之后，往往高於正常值的2到3倍。曾剛表示，“‘國十條’中提出強化監管，規范融資行為，對不合理的融資方式及收費行為取締和限制和盡可能縮短融資鏈條正是為了降低金融中介的利潤。”

金融不可能對小微企業永遠“輸血”

曾剛介紹，從國際上看，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扶持不一定是直接的金融扶持政策，更多的是對小微企業本身生存狀態的保護上面。

曾剛表示，“除‘國十條’外，改善小微企業的生存環境，保護小微企業的合法權益，財稅部門降低稅收改善其財務狀況，對於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也非常重要。”

曾剛認為，隻有須改變小微企業的生存環境，才能改變它的金融環境。“因為金融是給它輸血的，如果他身體不好，不可能永遠輸血。所以根本目的還是讓它身體好起來，身體好起來就要相關的政策去做實了。”

同時，曾剛也認為，不宜過度渲染“融資貴”現象。他表示，小微企業因其自身經營風險高和能力差，在世界各國都會面臨“融資貴”的難題。在次貸危機之后，實體經濟經歷重大調整的時期，情況尤其如此，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