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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的財富帝國:如果執意墨守成規很可能喪命

2015年02月26日07:58    來源:中國經營報    手機看新聞

索羅斯法則:如果執意墨守成規很可能喪命

  索羅斯法則:如果執意墨守成規很可能喪命

  三文

  索羅斯退休消息席卷全球頭條。這無疑是因為,在投資、慈善、哲學等領域,索羅斯都是翹楚人物。在投資領域,很早就有人說他不是管理對沖基金,而是對沖基金的象征。索羅斯一戰成名的領域是宏觀對沖,這是對沖基金幾個門類之一,但是從他出名之后,大多數人即使專業人士談起對沖基金,也認為對沖基金就是宏觀對沖,索羅斯也成為其主要象征。他本人對於自我定義也有很多,也一直在變化,有一次他曾經如此回答自己的定位:“身處金融街、慈善界,有哲思的投機客”。

  奧匈帝國余蔭

  索羅斯是如何成為索羅斯的呢?很多人將他26歲來到美國之前的生涯一筆帶過,其實正是少年時光的家庭教育與青年時代的求學經歷奠定了索羅斯復雜的內心世界。索羅斯的媽媽在晚年曾作過回憶錄,她不僅覺得丈夫對於家庭影響很深,甚至認為自己的兒子去看心理醫生的原因就是想知道如何擺脫父親的影響。那麼,索羅斯父親究竟給了他什麼影響呢?那要從奧匈帝國時代開始說起了。

  20世紀初期的奧匈帝國今日隻能悵望了,而其余蔭尚且能孕育出索羅斯式的人物。索羅斯的父親蒂瓦達(Tivadar)出生於1893年,不少記錄都揭示19世紀末期匈牙利治下的猶太人成就斐然,不僅相對於歐洲其他地區免於排猶主義的干擾,進入各大行業,甚至受封貴族,而且誕生了不少精英人物:諾貝爾獎自不必說,如電子計算機之父約翰·馮·諾伊曼、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世界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專家西奧多·馮·卡門等人更是熠熠生輝。

  名人如流星在歷史一閃而過,而流星有時候總是成群出現。索羅斯本人,和巴菲特同年出生,他的猶太同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伊姆萊·凱爾泰斯也是早於他一年在布達佩斯出生,至於他日后深受影響的卡爾·波普、哈耶克等人其實也生活在奧地利,離不開奧匈帝國的文化氛圍,任何天才個體,都難以脫離其族群以及時代而孤立存在。

  索羅斯的祖父是一個雜貨商,他選擇了在8個子女中排行第二、索羅斯的父親接受高等教育。蒂瓦達雖然沒如同胞中一流人物表現出天才潛質,但是他的經歷卻顯示出其天資出眾,不負眾望。他不僅成為律師,而且很有語言天賦,甚至是一個世界語作家,據說索羅斯小時候也是以世界語作為母語之一。索羅斯於1930年出生於匈牙利,少年在其首都布達佩斯成長。布達和佩斯原本是多瑙河兩岸的兩座城市,后來在19世紀合並。奧匈帝國是雙頭帝國,世紀末的維也納在歷史上已經是濃墨重彩,而布達佩斯也不遑多讓,奧匈帝國在匈牙利的首都就是布達佩斯,也是中歐的政治文化中心。

  從西伯利亞戰俘到生活藝術家

  蒂瓦達的命運隨著奧匈帝國卷入戰火而突變,索羅斯父親在20歲那年自願參加了奧匈聯軍,結果卻被俄軍俘虜,流放西伯利亞。他在獄中自學俄語,辦了一份報紙《木板報》,很受大家歡迎,因此他當選為犯人代表。蒂瓦達作為戰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看守者從俄羅斯人換成日本人、美國人,他卻沒有被釋放,最終蒂瓦達組織了一隊人馬越獄逃亡,“在亞寒帶針葉林裡穿梭了好幾個月才回到了文明世界”。期間在俄羅斯遇到十月革命爆發差點不能回國,幸好他憑借自己的德語優勢假裝德國人,歷盡艱辛才輾轉回到了匈牙利,此時奧匈帝國已經不復存在,等待他們的是即將來臨的納粹陰霾。

  這一經歷改變了蒂瓦達,索羅斯認為他像變了一個人,變成德國人說的“生活藝術家”,愛好享受當下生活,這也使得索羅斯一家過著非典型中產階級生活。蒂瓦達在很多方面塑造了索羅斯,索羅斯小時候還寫過一首詩,將父親比作宙斯,這被認為索羅斯對於“父神”的崇拜。索羅斯8歲那年,蒂瓦達讓索羅斯去報社捐款,支持芬蘭反對蘇聯,因為成功運作,這件事情上了新聞,也是慈善家索羅斯的最早記錄。

  索羅斯回憶,蒂瓦達總和孩子們待在一起,放學后一塊在泳池裡游泳,游完講述他在西伯利亞的歷險經歷,“俄國革命的經歷深深地影響了他。他不再志存高遠,除了享受生活外別無他求。他傳授給孩子們的價值觀念與當時我們的處境格格不入。他不想發財致富也不想出名,相反,他只是工作到能養家糊口就行。我還記得,在某一年的聖誕節,他派我去他的大客戶那裡借了些錢,然后我們全家就去度假了。可在之后的日子裡,他總是發牢騷,直到他賺足錢償還了債務。”

  如果執意墨守成規,你很可能因此喪命

  其實索羅斯直到6歲,都不姓索羅斯,這個名字甚至是全家1936年一起造出來的。當時他們一家的姓是施瓦茨,這是一個猶太姓,同時也是日耳曼姓。雖然匈牙利當時狀況不差,但是在納粹德國的壓力之下,他們找到了“Soros”這個姓,他父親覺得這姓氏在匈牙利不多,而且在不同語言發音一樣。事實証明,防患未然是重要的。

  隨著德國陸續進入匈牙利,屠殺開始,僅僅在1944年,布達佩斯就有近40萬人遭到屠殺。索羅斯的父親由生活藝術家變為生存專家,他尋找不同身份資料保全了全家以及親友,甚至利用特長使得全家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能夠保全,“父親就充分利用了這一經驗。和大多數人相比,父親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備,他果斷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為我們和一些家庭弄來了假身份文件。一些客戶付了錢,而有些人父親沒有收錢。我第一次看到他那麼忙碌,那是他最光榮的時刻。”

  索羅斯回憶起14歲時候的布達佩斯,往往充滿興奮,一方面父親教會了他在非常情況之下不應該遵守規則,否則將很難活下去,另一方面無論德國還是蘇聯時代,物資稀缺,物價混亂,各種外匯商品交易流行,也給了小索羅斯練手的機會。

  索羅斯日后多次回憶1944年的經歷塑造了他的人生,他一生有關遠離均衡狀態的一些經歷正是來自他的父親。他一方面吸收了父親的世界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常規在某些情況下並不適用,如果執意墨守成規,你很可能因此喪命”,這幫助他經歷多次死亡的威脅而活下來。

  另一方面,這一期間對於索羅斯可謂刺激冒險,穿梭在各類戰時波動的交易中,他頗有成就感。諷刺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讓他再度回憶這一時刻,而在金融危機之前他已經刊出文章表示即將有一場危機來臨,但是面對危機,索羅斯不會害怕,相反總是利用危機,一次次獲得成功。

  隨著蘇聯的進入以及生活逐步穩定,冒險戛然而止,布達佩斯形勢對於索羅斯而言變得“單調而壓抑”。索羅斯再次求助父親,他日后曾經多次回憶這次交談,他對於父親說想離開,父親問:“你想去哪兒?”索羅斯回答道:“我想去莫斯科弄清楚共產主義是怎麼回事,要不去倫敦,那裡有英國廣播公司(BBC)。”他父親說:“我太了解蘇聯了,所以共產主義是怎麼回事我就可以告訴你。”

  於是,他父親再一次出手,指點他聯系倫敦遠親,每周通信都寫上期待見面之類,最后遠親回信說已經幫他注冊一家專科學校,於是17歲的索羅斯來到了倫敦。

  倫敦局外人生涯

  17歲的索羅斯為了BBC告別布達佩斯,倫敦卻並未如同索羅斯想象的那樣歡迎他,他英語不夠好,又遠離家人,不僅與親戚交流一般,甚至也沒能馬上進入LSE(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他也沒有錢。更為嚴重的是,他自以為經歷過納粹與蘇聯,見過世面,卻在倫敦處處感受到排斥,他跳上一輛公車也被教訓應該排隊,這種排斥甚至超過他小時候戴著猶太人的袖章被嘲笑的時代。

  索羅斯奮斗過程也堪稱絕望史詩。索羅斯回憶,“倫敦的生活並不如意,我一沒錢,二沒朋友。經歷過冒險的人生,我有點兒自命不凡,但倫敦人卻對我不屑一顧。在他們看來,我不過是來謀生的局外人。我還體會到了孤獨,有時候口袋裡甚至空空如也。有一次,在裡昂角落餐廳吃快餐,我結完賬后竟然一分錢也不剩。”他不得不打工兼職,這種經歷使得他始終擔心再度跌入谷底,也似乎使得他對於倫敦並無好感。等他數十年后結婚再次回到倫敦的時候,他與新婚妻子開了最昂貴的套房。索羅斯生性並不喜歡奢華,妻子評價他的行動簡直帶有某種報復性。

  經歷三次考試,索羅斯才上了LSE,目睹了凱恩斯、哈耶克、波普等人風採。盡管如此,他還是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加上同學的乏味以及數學的吃力,多少還是讓索羅斯感到意興索然。

  索羅斯從LSE畢業之后的經歷往往被輕描淡寫地歸為在倫敦從事金融業,其實他在從事金融業前,是一個不成功的皮包推銷員,當時女友也因為上了劍橋離開他。等到准備進入金融業,卻發現這是一個俱樂部社會,如果你不是老板的外甥侄子,起碼也要是老板的校友,最不濟也應該是同胞。碰壁之后,索羅斯找到了自己的匈牙利同胞,才勉強撞入金融業大門。

  總而言之,此后索羅斯來到美國,他決定花5年賺錢后從事哲學思考。新大陸不僅給了他簽証,也給了他舞台,他所獲得的財富遠遠超出預期,從此他財運亨通,到了上世紀70年代已經有了3000萬美金身價。此時他遭遇了中年危機,一方面離婚,一方面也將目光投入慈善,從此有了日后的索羅斯。

  局外人的成功

  索羅斯的倫敦經歷,總讓我想到奈保爾寫甘地的倫敦遭遇,那種疏離與排斥也在一代代移民體驗中閃現,那種“不知道怎麼樣才能立足,覺得自己即將溺斃”的窒息感始終揮之不去。

  比起別人記錄索羅斯的赫赫成功,我長篇累牘地記載他的失落失敗,尤其是作為局外人的失意——無論最早是社會的局外人還是后來商業、政治、學術的局外人,要點是在於揭示今天索羅斯如何成功的路徑,局外人如果跨越成功,往往被証明是局內最不忽視的玩家,從中或許能一窺他的豐富隱秘精神世界。

  知名媒體人邁克爾·考夫曼曾寫過一本《索羅斯傳》,筆者也曾仔細研讀。有趣的是他在寫作時向索羅斯提出,我受的教育讓我認為一個真正的有錢人不太可能是一個好人,索羅斯回復,我受的也是這種教育,並且強調不會干涉其寫作,這本傳記也不是授權傳記。事實上,索羅斯看起來很像一個好人。他的故事,也還沒完。在一次次從局外人身份的突襲中,他不僅成為局內人,而且改變了游戲規則,讓游戲更為開放,努力淡化局內人與局外人的分野,這不就是開放社會的精髓之一嗎?

  回到索羅斯母親的開篇預言,其實當時索羅斯當時做心理咨詢主要是母親的問題。他母親與第三任妻子蘇珊的不和也讓他大傷腦筋,他和子女關系也是一個痛點。據說他在家裡和公司一樣挑剔,他對孩子像對職員一樣無情,子女遭受他不斷的批評,直率程度甚至類似“當面打耳光”。因此從根本意義來說,母親總是比兒子自身更了解兒子。索羅斯曾經多次表示:“我的思想隨著影響和經驗在不斷地演變。除了我父親,對我影響最深的人隻有卡爾·波普。”可惜很多人隻看重他與波普的師承關系,卻無視於多年前一個匈牙利男人對於培育一個偉大投資家的巨大影響。

  本文參考索羅斯著作以及相關傳記

(責編:李棟、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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