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谈08年万科售楼处被砸：特警袖手旁观【2】

　　(三)

　　2008年，关于万科的谣言时有泛起，有的风传万科资金链断裂，有的说万科向银行申请30亿贷款遭拒，还有些网络帖子直接说“万科破产”“负债110亿元资产，多处财产被银行查封，各地已经低价放盘”。

　　5月15日，网络上的爆烈情绪继续蔓延，包括麦当劳、可口可乐在内的诸多跨国公司，也遭到谩骂，与万科一样，它们也被认为捐的太少，“这么吝啬？”甚至开始有人发起号召，去砸店，让这些“铁公鸡”企业统统滚出中国。

　　王石看到这些消息，十分悲观，甚至“做好了可能被乱棍打死的心理准备”。

　　已经有很多朋友劝我，你这时候就避一避吧，我说“我避什么避？那就是宿命”。

　　那年刚好公司安排专门的人跟我三年拍纪录片，从2007年一直跟到2010年。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川回来的路上，摄影师忽然对我说，“你要不要对网民，做个道歉？”我即刻反驳，“我道什么歉？我没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而第二天，凤凰卫视正好对我有一个采访，采访当中，没有任何的预示下，主持人突然说，“哎，王总，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向观众道歉，你介不介意？”我一愣，但马上跟他说，“我不介意”。当时的情况下，张口就说出来了，就是“无条件道歉”。

　　这很戏剧性。就在一念之间，昨天还是很情绪化地说，根本不考虑道歉，怎么今天就又道歉了呢？因为我感到了凤凰卫视的诚意，非常明确。他就希望你讲出来，换句话说，他在替你做公关，你感受到了那种诚意。

　　你看看我是怎么道歉的：我说，第一个来讲，因为我的言行纷扰了大家的注意力，影响了抗震救灾，所以我道歉……我做了几个道歉，但是完全没有就这个帖子道歉。到现在，我对这个帖子也没有道过歉。

　　捐款门后，王石依然频繁上网，但公司对他的博客、微博设置了看守系统，避免他的不慎言论，再次影响万科形象。比如那一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翻阅蒋介石日记，看完后心有所感，就在网上发表了对蒋介石的评价，原本想一评、二评、三评，结果一评刚发送出去，就被公司相关同事删除了。

　　2008年年底，王石公开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三个感谢”，他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那些骂他的网民，“给我归零，让我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了这个社会。”第二个感谢，就是那四千万的罚款单，“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认识现在这个社会，如何来面对政府的政策，面对消费者的情绪。”第三个感谢，是拐点论风波，“让我们万科经历了一次非常好的考验，让我们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走。”

　　经历这些之后，2008年对万科的意义是什么呢？总结来讲，第一，从公共关系来说，这一次紧急公共关系的处理，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你不是个独立知识分子，要去坚持自己的观点，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就没有了存在价值，不是的，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的言论可能影响到股价，可能影响到销售，可能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这种情况就必须要紧急公关来处理。显然当时你没太在意，觉得它就是个言论，等意识到的时候再来采取措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作为一个董事长，这事儿不可以随心所欲，因为它可能是颠覆性的。

　　对我自己呢，是一次重新审视。重新审视了自己，你会发现，你可能因为一句话就狗屁不是了。

　　这些事刚开始时你的情绪是失落的，但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发现，是不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你是不是太自信了？是不是太觉得因为你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而也许在这个道德里面你是最低的？

　　当你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它是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反而会从传统文化去反思：我们的民族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样你就更知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民族的启蒙远远没有完成。你自己是被启蒙的，所以你得更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而不是要扮演那个一呼百应的人。因为不但你没有一呼百应，反而你成了被一呼百应的对象。你要更多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

　　就是在2009年，我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的邀请，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讲课。那之后也逐步减少了在大学或是论坛上的公开讲演，而更多是先来完善自己，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理论的提高。

　　更多地去和学生交流，去重视下一代。这种交流不是你一个公开讲演完了就走了，更多是你要重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同时和下一代和学生进行交流，挑战自己——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不但一言一行仍要坚持，更重要的是要讲策略，策略地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所做的别人不理解，你却硬要往上面凑，那叫鲁莽。对于年轻人，要更有耐心：为什么他不理解你呢？为什么不但不理解你还要反对你呢？除了你公共关系失败之外，你还要知道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你要意识到，并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反思。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的背后就是同情弱者原则。从这个角度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就理解了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你万科，你王石，是弱者呢还是强着呢？很简单，你是强者，但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地位那就是你的问题。比如说从利益冲突来看政府关系，在消费者砸你售楼处的时候，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当然你是强者了，消费者是弱者。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你就试图梳理，那中国的传统里，中国的企业精神是什么？中国的企业精神就是同情弱者，“情理情理”，“情”是在前面的。所以我回去看以前看的书，人家书里讲得很清楚了。

　　这其实是个文化的问题，而你却钻牛角尖把它钻成了政治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豁然开朗了。你会觉得，首先还是修炼不够啊，要学习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就去西方学习了。

　　所以，这样大背景下的2008年，对我个人、对万科都非常的关键。真是悟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原来很多情况下我洁身自好，比如不行贿，可你发现光洁身自好是不行的，因为你王石的言行，你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大;万科对行业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你必须要有社会担当，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不是顾忌，更多感到一份责任，得有点担当。你必须和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共进退，而不是你跟别人讲我就是这样，就是洁身自好，你们企业这样做，我不这样做。

　　如果说我和一般企业家有什么不同的，那就是我有自省能力。

　　我越发觉得，中国目前这个转型期更多不是需要勇气，不是需要什么新的见解，不是需要更多新观点，而是更多的需要智慧。

　　我到底要什么？

　　(四)

　　3月30日，晚7点，王石和冯仑坐在北大东门附近的英杰报告馆，与周其仁教授一起，对谈。

　　周其仁教授是个名人，早年游学美国，一肚子学问，说话还幽默，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他当着王石和冯仑的面，对着台下近千名观众这样说：“今天来听王石讲座的都是很正确的。你得看看这个人，他讲什么不重要，他不讲也可以，因为他的故事摆在这里。你见精神能量大的企业家，你靠近他会受到感染会受到鼓舞。”

　　今年3月，王石推出第二本自传《大道当然(2000-2013)》，记录着他过去13年里面临的“放下与坚持的选择”，很多年轻人追捧此书。能容纳近千人的会馆，客满，两侧过道也站满了人，一些人拿着王石和冯仑的书，跃跃欲试。

　　十年前，王石出过一本自传，记录自己与万科的最初20年，该书定名为《道路与梦想》，显然受到了威廉·曼彻斯特的经典之作《光荣与梦想》的影响。

　　在《道路与梦想》里，能看到文艺青年王石的影子，他在描写1978年初到深圳的情景，很有画面感：“施工空闲去了一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界碑不能越过，内地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从1988年万科改造成股份公司，王石一直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48岁的王石，终于决定，辞去总经理一职。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王石深思熟虑的决定。

　　20世纪80年代创立企业时，我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间新型公司……对于如何开拓业务和建立新型企业制度，我的大脑每天都充满了想法和激情，公司的管理层跟不上我的思路，但另一方面我又时时感到自己半路出家的压力。毕竟没有受过工商管理的专业训练，我一直很想有深造的机会。当时没什么危机感，毕竟80年代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面都不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但到了1992年之后，经商下海一族的文化层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刊注：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92派企业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权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有危机感——脑中的想法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构思的周期要长达半年时间。怎么了？我不得不反省自己。

　　吴晓波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病人”王石》，他看到王石在博客上引用了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当时吴晓波并不能真正理解，王石为何会有如此“疾病的忧虑”。后来到了2010年，王石才首次透露，“从1994年到1997年间”，他的心肌功能严重有问题，腰椎还有个血管瘤，压迫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瘫痪。

　　但病人王石在辞去总经理的最初日子里，“作为一个习惯了强势，又愿意亲力亲为的人，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挥一把的冲动，如果继续在公司待着，肯定会没事找事。”

　　他选择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离开公司，去游历西藏，登山探险。而登山者王石，其实早在1998年就诞生了，不过从此时起，他登山之旅更为频繁了。

　　(登山和生病)是有关系的，想着赶快去趟西藏，一旦瘫痪，你坐轮椅就不方便了。偶然之余，也有内在的逻辑驱使，“现代企业不是靠人，而是靠智慧，靠团队”，你不会放手了就还在那儿坐着，不会的。

　　其实因为登山它太显性，登珠峰呢它太引起大家的关注，我最好的成绩，其实是飞滑翔伞，我2000年创造的滑翔攀高纪录，现在还没人破呢，喜欢探索，喜欢冒险，不仅仅是登山，还有滑雪，还赛艇，还帆船……

　　我受了很致命的伤，一个是滑雪，一个是滑翔伞，登山来讲那都……除了那书里描写的，瞬间的很危险之外，都克服过去了。

　　这从心理学上来讲呢，谁都无法否认，谁都有自卑的一面，当然我也有。

　　男孩子自小都期望有强健体魄，我的自卑也恰在于此，体现在两点，一是我个子不高，二是我体育不好，虽然我很爱运动。比如说喜欢踢足球，我踢足球踢到45岁才不踢了。我是左撇子。踢左边锋。但是我踢的这个水平呢，是中学校队……板凳队员。整个我的印象中，在中学时期我就只进过一个球。因为你是板凳队员你没有机会的，上场时间太少，你本身水平也就那样的。而且进的那个球还是偶然，就是正好是打比赛的时候那个对方比较弱，踢左边锋的那个主力队员又迟到了，只好就让我上，上了还蒙进一个球。糊里糊涂，就是在那个门前的混战当中，球跑到我这儿来，我就把它踢进去了。这个球是这样进的。所以主力队员一来即刻就把我替代下去了。

　　我还喜欢打排球，我是二传，因为个子低。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虽然我的体型啊，反应能力都不行。但是组织能力还行，因为二传是核心。

　　篮球根本就没打。跑中长跑，介乎于长跑的耐力和短跑的爆发力之间，最辛苦，但我的成绩最多也就代表班队。

　　处于那个状态，就是特别憋屈的那种……所以在学校的那些体育运动的尖子，我很羡慕。当然后来在体育运动方面就特别要表现一下自己(笑)。所以登山啊滑雪啊，真的是非常自我，当然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自卑的心态，当然有，那毫无疑问的。

　　我感觉我的生活在做加法，而不是减法。

　　你去登山探险，丰富了生活，显得你与众不同，甚至实现你儿时的一种梦想，到野外去探险，去实现个人自我的价值，去和大自然亲近。从这点来讲，这是个人自我的一种表现，非常非常自我，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2002年，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攀登海拔4950米的希夏邦马峰时，遭遇雪崩遇难。引发了社会对登山价值的讨论，而王石坚定的选择了站在山鹰社这一边。

　　如果说探险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到了现代社会，已经是很缺乏探险精神了。比如去登山，2002年北大山鹰社年轻人遇雪崩死亡的事之后，社会不理解他们，90%的帖子都是谴责的，完全把这当成非常负面的东西，说你们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无论哪方面你们做的都是错的。这不但不是探险精神，都成了一种实用主义——你做这个事情是没用的。而我个人的英雄主义，如果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话，就是让大家不要太实用主义。人要有一点对自我的不满足，对未来的好奇，这个行为多少是有点正面意义的。

　　但这个意义，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副产品，而不是说我为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