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谈08年万科售楼处被砸：特警袖手旁观【3】

刘炎迅丁尘馨

2014年04月18日14:17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手机看新闻

　　(五)

　　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邀请王石去给EMBA学员上课，前来邀请的商学院副院长陈慧珠女士说：“你个人的经历和万科的经营之道是很好的案例。”

　　这时的王石，经常在各地论坛讲演，分享万科故事和自己的商业经验，讲多了，自己突然很想正经找所大学，做个商学院老师。这次陈慧珠邀请，一拍即合。

　　但教了两个班的课，王石渐渐感到，“仅凭企业家的个人魅力来掩饰学识不足，是对自己、对学生、对学校的不负责任，”于是有了“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念头。

　　很快就有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机会，7月，王石在香港会见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助理主任米尔先生。交谈中，万科的经营理念，尤其是“不行贿”是经营底线的理念，得到凯博文的认可：“哈佛欢迎你，来吧!”

　　早在2003年，他去云南弥勒参加一次企业家论坛，探讨企业伦理，他在发言中说，万科诚信守法，绝不行贿。

　　但与会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很坦率地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话说完，台下掌声一片。

　　你当然是想拿好地，可是拿不到。事后你可以解释说人家拿到地就是行贿，可在我这儿，你拿不到，不能说是因为你没行贿，有可能就是没本事拿不到。

　　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老总在一块，他年纪比我小，他说大哥，你看，我这(地)做不完，你来挑一个!我知道他当时就是一种显摆，但我是感到耻辱的。我没有反思是不是我拿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很明显觉得，无论从智商上、能力上、精神上，你远不如我，但反而在我面前那么趾高气扬。我感到受了侮辱。仅此而已。

　　我没有考虑，是不是要把我的方法改一改，因为这些是你本身骨子里的东西，你坚持你认为对的去做。事后总结，说就因为你不行贿，别人都不相信，当时，我不认为不行贿是我独有的，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

　　一些商业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也会有行贿，但这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一种堂皇而之的东西。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诧异。当时一些开发商和政府官员，直接称兄道弟，吃饭吃鲍鱼那种，我都懒于应付这种，我超级不喜欢这些东西，你让我干这个然后我拿了一块地，我不屑于做这个。我宁肯栽在买地上。那咱之后比产品、比专业，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成功了。

　　要说家庭背景，我父亲是红军，我也是红二代啊，我(当时)岳父是省委副书记。但我要是真靠这个背景做，我有今天么？

　　一旦你确定了要做企业家，显然就会把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这些企业的成功作为标杆。不仅仅是你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提供好的服务，也对这个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起到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

　　作为万科，虽然偶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我心中的那种目标远远没有达到。而且还是在打基础阶段。

　　(六)

　　哈佛学生王石，最初最耗精力的不是白天听课，也不是周末考试，而是晚饭后的公寓作业。波士顿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的暖气不足，王石写作业前，先烧好开水，泡壶咖啡，暖身提神。

　　为了弄懂英文课堂笔记，王同学不免经常熬个通宵，次日一早，洗把冷水脸，热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半个西柚，三分钟早餐，背上书包，去上课。

　　在很多人看来，王石这是何苦？放弃舒适的董事长生活，开始寒窗苦读，生活上做着减法，但王石看重的，是精神上做了加法。王石说：“对我来讲，恰好是我成功了，我有时间，我有机会，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恰好是倒过来的，而不是说是因为我不成功，我搏一下。”

　　留学梦，到了60岁才真正开始。去学校学习，完全是因为我知识不够，尤其是现代企业方面。因为你到了学校去当老师讲课，讲的是现代企业制度，而它的逻辑就是西方的，对你来讲需要把案例从管理学的逻辑上好好梳理一下，所以首先你不是去当老师，而是要先去当学生，去学习。

　　管理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你了解吗？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是如何去做的——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需要从更深的一个层次哲学、宗教，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

　　因为我没有这个学历，这是我要补课的。我到哈佛选的一半以上都是大一、大二的课程，而真正到了三年级、四年级才是去学如何去做的问题。

　　我比较擅长的是反思、反省，我的反省能力是足够的。他们说功成名就就够了，我会说什么叫功成名就？到底功成名就的标准是什么？你反省会发现，是这个大时代造就了你，你是比较有运气而已，但你真的与你的地位相称么？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已经是国际化了，国际化未必你一定是业务做到国际上，中国已经是全球的一部分了，免不了你的思维方式、交流、也一定得是国际的，可如果你不能直接用语言去沟通，与对方互相了解，这个效率就是大打折扣的。李嘉诚不懂英语，人家也在全世界投资非常成功。可我的逻辑来看，就觉得这个很不爽，我就会很想改变，就要过语言关。

　　第二点，你到西方学习，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实际上你发现语言的能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但你真的试图用他的语言来了解他的文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哈佛读书期间，王石经历很多，有趣的比如校园集体裸奔，危险的比如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而现在回忆起来，他似乎对另一件事儿更津津乐道——“占领华尔街”。

　　整个运动到最后发现，美国是讲民主，但是他公权就是公权，讲民主绝对不是你看着的自由，最后官方怎么来清除华尔街1%占领行动？我只要到纽约都到那儿去看看，因为我对这个感兴趣。最后以公共卫生为由，一夜之间全清光，清光了怎么办？

　　清光之后我又去了，还是那个三角地，当然还是公共的，你不能说一封闭谁都不准去，他不是就禁止了，他用临时的围栅栏，围的跟迷宫似的，你想进去很不好进去。拐来拐去，像个八卦图，但是没有不让你进。

　　你带标语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带帐篷、睡袋和扩音器。此外，不准商业运营，商业运营什么？很多人得吃喝，吃喝还不准送，比如说志愿送，你不能一罐可乐一罐可乐的送吧，你总是一箱一箱送，成箱送不行，这有商业经营嫌疑。

　　我就发现西方，中国且学呢，不但学习怎么民主，还得学习怎么对待民主。

　　在美国学习期间，王石同学与各种老师聊各种话题，其中一类，是社会和政治类，比如他会到与哈佛大学隔河相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托尼·赛奇教授聊天，“谈得很投机”，谈文革，谈改革和“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工商界的企业家没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社会中，你这个阶层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柳传志前段儿在那儿说在商言商，引起了大家以及媒体议论和反弹。

　　应该说在商言商是我曾经的口头禅，中国1949年之后基本就是泛政治化，什么东西都要和政治挂上钩，工农兵学商，政治是第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登峰造极，全部谈政治。

　　甚至到现在，很多人习惯性的一谈，就是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政府怎么样，政策怎么样，为什么我们非得关心他们呢？他们的决策对我们产生影响，那我们自己怎么想法，我们自己怎么做法？这是我在商言商的本意。到了今天我无改变。

　　但是我现在不太再用“在商言商”这句话了，不是说我回避什么，我认为在商言商绝不意味着在商不参政，在商不关心政治，两回事。

　　比如说咱们再看看这个政协、人大的构成，有多少商人在里面，那不是参政么，那不是议政么。你本身是个政协委员，你说我在商言商，那不对了，是吧。

　　真正在商言商，我王石算一个，因为我没有参加政协会，没有参加人大。

　　现在有些人，他一定要和政治有某种联系，在他看来这首先是种荣誉，其次是个保护。荣誉可以理解，但你为什么要寻求保护呢？我们应该独立我们却不独立，已经缺少工商阶层的独立人格了。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智慧，代表工商界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更多联合提案(议案)，开始关注自身的保护利益，比如酝酿的这个提案——现在没法来说把这个非法集资罪取消，但是能不能把死刑取消？

　　中国再往下走当然政治要改革，政治上要适应这样一个潮流：既要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又要面对现在全球的一个西方文化、一个东方文化，各种各样的文化怎么融合的问题。对我们自身呢，我们是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自己？

　　(七)

　　2014年，万科30周年。王石从剑桥大学回国，几乎连轴转的参与各种活动，3月31日，在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论坛上，王石与柳传志等老友相聚一堂。当着几千观众的面，70岁的柳传志和63岁的王石比试下腰，柳传志笑着说：“我相信我柔韧性不比他(王石)差。”引得众人一片笑声。

　　而王石的偶像，86岁的褚时健，也通过视频，与他们隔空对话。王石十分感慨，不禁回忆起那次与褚时健的哀牢山之会。当时褚时健还在栽苗，和王石畅谈5年后的情景，王石望着眼前这个黑瘦的老人，很尊敬，但仍然心里犯嘀咕：“5年之后你就80岁了……”

　　当时王石站在哀牢山上，暗自琢磨：“70岁我在哪？75岁在哪？”

　　他曾经对自己有一个规划：“75岁是在一个岛上，有一栋房子，孤零零的。旁边有一架直升飞机，这个是对退休生活一个不详细的规划，就是一个想象，一想到就是觉得与众不同。”但当他遇见哀牢山带着乡亲们种橙子的褚时健，立即感到自己的差距：“他在造福于这个村。”

　　王石曾让人带着摄像机，去云南哀牢山，找他的商业偶像褚时健做个访谈，视频里，褚时健站在山坡上，风吹动白发，他缓缓地说：“做企业，靠拉关系，整不成。”

　　王石在最近一次与柳传志的对谈中说，他将会去以色列学习，包括西方文化和农业育种技术，以色列就是工程师、园艺师、律师在搞农业，那样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成为欧洲的后花园，种蔬菜，种花卉，“70岁如果我还活着，就到戈壁上面办农场，中国27%土地是戈壁沙漠，300万平方公里啊。我相信中国的前景会非常好的。这个是对褚老先生的致敬。”

　　现在我归结有两点，一方面是中年的延长，你可以到60岁70岁还很健康。但是不要说你老年了，因为老年的概念就是个消费，从传统的社会结构来讲，你没有贡献消费就是个负担，从生理上来讲你已经是多余的了，你对社会的资源是消耗的。

　　为什么我60多岁重新在学习，我就要证明是可以的。很多人见我，问哈佛有老年大学么？扯。哈佛有中文班么？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显然这个观念要改变。我也在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你们，60岁学习新的东西是来得及的，因为你学这个东西掌握这个工具对社会就还有意义，有贡献。

　　另一方面你要给年轻人机会，创造一个新的平台去给社会做贡献。这是我对死亡、对社会进入老年化的一种解读，谈的更积极一点就是推动这个社会。

　　2008年9月16日，王石跟随一支登山队，抵达大本营。进山后几天，王石和当年那支北大山鹰社希夏邦马峰登山队的队长刘炎林一起，为6年前的遇难好友，建了一个纪念碑。

　　王石站在碑前，想到了生死。

　　显然你去登山了，你就直面死亡，没法回避，那种凶险的环境，雪崩，冰裂缝，滑坠，高山缺氧，都可能会让你致命的。你会半夜头疼欲裂，睡不着觉，你会想到死亡。

　　中国人的传统，死亡是阴阳两相隔。你在追悼会上就感受到那个氛围，那个哀乐，是多么悲哀，给你传递的信息就是，这死是太可怕了，这死是太痛苦了，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西方的葬礼，就不一样，我记得美国WWF的发起人(美国的第二任环保部部长，是尼克松时代的)的追思会上，他的一个老战友，回忆起他们给尼克松的报告是怎么来讲这个环保法，尼克松把他们叫去了，看了报告，(一拍桌子)，就说这是他妈哪个狗崽子写的东西，写成这个样子!然后那个人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狗崽子。

　　你想想，这是在葬礼上，大家哄堂大笑了，特别的幽默。

　　我认为从生到死，包括人的年老，包括疾病，那都是一个过程，对生命来讲，你如果没有其中的某个过程，你就缺少了一份体验。你都应该去面对。

　　需要墓碑吗？骨灰洒大海里面就可以了。我姊妹，还有父母，我们在一起。生命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是无字碑，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

　　万科博物馆9月23日就开张了，我们博物馆有一个特色，可以透露一点：没有王石一个单独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