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麼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有學者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學家最有可能在發展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轉型經濟學等領域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零突破

1969-2012年，全世界共有71位杰出學者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獲獎者有著怎樣的教育經歷和工作背景？獲獎成果主要集中在哪些領域？對這些問題的梳理，不僅有助於了解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偏好和獲獎者特征，也有助於認識我國經濟學者能否摘取這項桂冠的熱點問題，更重要的，或許能為我國社會科學領域拔尖創新人才乃至杰出人才的培養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在世界名校接受優質教育

教育對人的成才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具有深厚經濟學底蘊的世界名校，擁有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有國際前沿的研究課題，有強大的師資隊伍和豐富的育人經驗，尤其適合杰出人才的成長。從表1可看出，71名獲獎者分別從28所著名院校取得最高學位。其中，美國大學有15所，佔了半壁江山（53%）。

71位獲獎者中有68位獲獎者具有博士學位，所佔比例為95.8%。其中，1974年獲獎者哈耶克、1985年獲獎者莫迪裡v阿尼和1994年獲獎者豪爾紹爾等還擁有雙博士學位。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需要受過世界名校的高等教育。

獲得經濟學大師的悉心指導

不僅高學歷教育不可或缺，名師指點對經濟學家的成長更為重要。71位獲獎者當中，之少有四十多人受過經濟學大師的指點。有的獲獎者之間甚至是師生關系，如1970年獲獎者薩繆爾遜和2001年獲獎者斯蒂格利茨﹔1969年獲獎者丁博根和1975年獲獎者庫普斯曼等。正如薩繆爾遜在1970年頒獎儀式上所說的，獲獎的“首要條件是要有優秀的導師”，載譽而歸時他重申：“我可以告訴你們怎麼樣才能得到諾貝爾獎金，訣竅之一就是要有名師的指點。”

有雄厚的國家科研實力為堅強后盾

從古至今，經濟發達，政治穩定的地區一般也是人才輩出的地區。作為一個世界性的科學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國籍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各國經濟學科研實力。71位獲獎者分屬於11個國家，大部分獲獎者出自美國、英國等經濟發達國家。其中，美國共有51人獲獎，佔71.83%，說明美國經濟學研究在世界上具有絕對優勢。英國共有8人獲獎，其次是挪威（3人）和瑞典（2人），法國、荷蘭、前蘇聯、德國、以色列、印度、塞浦路斯各1人。

擁有世界名校提供的良好工作環境

從獲獎者隸屬院校看，71名獲獎者主要來自美國和歐洲的32所著名大學，其中，美國高校有22所，佔68.75%。排名前四位的均為美國高校，(見表2)。

可以看出，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始終位於前三位，說明這兩所學校不僅培養出了最杰出的經濟學人才，而且以獨特的魅力吸引著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前往那裡工作。獲獎者取得最高學位的院校中歐洲院校為11所21人次，佔29.6%，而獲獎者獲獎時所屬院校中歐洲院校隻有9所14人次，佔19.7%。且除劍橋大學以外，其余歐洲大學排名靠后，這反映了歐洲優秀經濟學研究和教育人才有所流失。

擁有廣泛的學術交流經歷和多學科知識

大多數獲獎者得益於廣泛的學術交流和學科交叉合作。71名獲獎者中，絕大部分擁有多樣化學術交流經歷，在不同學校接受教育和從事科學研究。從學科背景看，在71位獲獎者當中，有49位具有除了經濟學以外的學科學位，所佔比例為69.1%，其中有數學背景的獲獎者最多，達22人，佔31.0%。這些獲獎者基本上是低年級修習數學，高年級改攻經濟學，最后為經濟學研究作出巨大貢獻。

馬克思曾經說過，一門學科隻有成功地應用了數學才算是成熟的。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正得到越來越廣泛和深入的運用。尤其是數理統計工具和模型運用已經成為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一種必然趨勢。自1969年設立獎項以來，評選委員會就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特點和趨勢，並在頒獎時有意識地加以引導。71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有相當一部分早年就受過專門的數學訓練，他們幾乎既是經濟學家，同時又是統計學家或數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三分之二是美國經濟學家，他們大多是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員，其獲獎成果中，幾乎都運用了大量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有的獲獎者的獲獎成果本身就是對數理統計作出了貢獻。如西蒙“在科學理論、應用數學、統計學、運籌學、經濟學和企業管理方面作出了貢獻”，施蒂格勒“在廣泛的經驗數據基礎上一一其收集是經濟統計中的開拓性工作”，霍韋爾莫“指出用統計方法能解決相互依存問題”。經濟學和數學的結合趨勢還在不斷發展。這給中國經濟學界提出了一個要求：應充分重視數學功底，要吸引年輕的數學工作者參與經濟學研究。

在相對優裕的家庭中成長

追溯獲獎者少年時期成長的家庭環境，則可以發現：幼年時家境富裕和中等的獲獎者人數最多，佔比達80%以上。有研究者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富裕家庭和中等家境家庭獲獎者的比例較高﹔二是富裕和中等家境的家庭獲獎者之間的比例相仿。由此可以看出，在經濟學研究領域（甚至其他科學領域）能夠做出重大成果的人，大部分在幼年時物質條件相對寬裕。此外，家長的文化知識素養和價值取向將對子女產生深刻的影響。統計表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父親的職業類型分布比較廣泛。其中父親職業為經商、教師和知識分子所佔比例最高，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者從小受到商業氛圍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擁有社會責任心和豐富的實踐經驗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不僅要對經濟學理論理解深刻，也要對社會問題有深刻的洞察力、理解力和堅定的責任心。1977年獲獎者米德親身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嚴重失業現象，從而走上了學習經濟學道路，試圖對解決這一問題有所貢獻﹔美國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對1980 年獲獎者克萊因的思考方向和職業選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於痛恨19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對非洲裔美國黑人的歧視，2000年度獲獎者赫克曼走上了對黑人問題的研究道路。

絕大多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均擔任過政府或其他組織的職務，這使得他們能更直接、更全面地掌握經濟研究的素材，使自身研究更有針對性和科學性，而他們也能直接或間接地對國家經濟政策施加影響。如，丁伯根、薩繆爾森、托賓、弗裡德曼、劉易斯等都曾是政府或國際組織（如歐洲煉鐵聯營、世界銀行、聯合國等）的顧問，奧林是瑞典自由黨的主席，諾斯是捷克政府推動私有化進程的顧問。

成果需要長時期檢驗

瑞典皇家科學院並不急於把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最新的經濟理論成果。成果獲獎時間一般要比成果完成時間晚10∼15年，甚至更晚。例如，為1999年度獲獎者蒙代爾贏得獎項的兩項成果，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已公開發表，后被近40年后發生的兩大事件所驗証：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和1999年初歐元正式啟動。這反映出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其成果價值接受時間檢驗的必要性。

頒獎時間的有意滯后，還可從獲獎者的年齡看出。統計表明，71位獲獎者的出生時間主要分布在1910∼1919年（16人，佔22.5%），其次為1930∼1939年（15人，佔21.1%），1920∼1929年、1940∼1949年（均為13人，佔18.3%），1950∼1959年獲獎人數為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年齡普遍偏大, 獲獎者年齡在60∼69歲居多，平均年齡為66.9歲，其中最大的是2007年獲獎者裡赫維克茲，獲獎時已90歲高齡﹔年齡最小的是1972年獲獎者阿羅，獲獎時51歲。而物理學得獎者的平均年齡為55歲左右，最年輕的獲獎者獲獎時年僅25歲。這說明經濟理論作為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接受實踐的檢驗需要相對更長的時間，也折射出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嚴肅性。由注重個人研究轉向交叉合作統計發現，1人獨享、2人分享、3人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屆數分別為22、17和5。1人獨享獎項的屆數超過多人分享的屆數，說明到目前為止，諾貝爾經濟學獎相當注重個人成果。不過，在1990∼2012年期間，多人分享的屆數是1人獨享的屆數的兩倍以上，尤其是2007年以來的獎項均為多人分享。這一變化反映了在經濟學領域的交叉協作研究，盡管比自然科學領域出現得晚一些，但依然是不可回避的趨勢。

偏重於交叉學科的研究成果。諾貝爾經濟學獎對經濟學的詮釋是相當廣泛的, 除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外，那些與之相關的學科（如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數學、歷史學、心理學等）的研究也包涵在內。因此，跨學科成果獲獎的學者不乏其人，且有增多的趨勢。現實社會經濟問題，往往是各方面因素交織的結果。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考察獲獎對象的成果時，對拓展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例如，模型和數理分析方法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希克斯、阿羅、阿萊斯、坎托羅維奇、納什、海薩尼和澤爾騰等的經濟學研究成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文理交叉的“數理經濟學”﹔弗裡希、丁伯根、克萊因和哈維默致力於將經濟學與統計學結合在一起，創立和完善了“計量經濟學”等等。

獲獎成果的領域相對集中

參照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委員會前任主席林德貝克的分析，可將經濟學科分為一般均衡理論、微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分析新方法和交叉經濟科學等五大類。統計表明，71位獲獎者的研究領域大致是：一般均衡理論5人、微觀經濟理論17人、宏觀經濟理論17人、經濟分析新方法19人、交叉經濟科13人。一般均衡理論獲獎人次相對偏少，所佔比例僅為7.8%，且集中在早期﹔微觀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理論的獲獎人次相當，但前期宏觀經濟理論佔有明顯優勢，后期微觀經濟理論佔有顯著優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學發展的微觀化趨勢﹔經濟分析新方法獲獎人次最多，說明諾貝爾經濟學獎十分看重經濟分析方法的改進和突破。

上述特征分析給出的啟示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成長符合杰出人才成長的優勢積累理論,他們的成長不僅需要自身優異的個性素質，更需要有良好的發展環境, 需要代際之間的積累與傳承。如果未來一段時期內諾貝爾經濟學獎維持現行評獎規則，則候選者至少需要具備以下幾方面的條件：來自經濟發達和教育強大的國家﹔青少年時期家境較好，能夠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世界知名院校的高學歷教育不可或缺﹔名師指點和名校熏陶異常必要﹔擁有廣泛的學術交流和學科交叉合作背景﹔掌握現代數學的理論與方法的應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高速增長，創造了經濟學界不可思議的世界奇跡。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裡德曼說過，誰能正確解釋中國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經濟高速發展同時，貧富差距加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福利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資源、環境存在矛盾等問題越來越突出，這為包括經濟學家在內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現實素材。

根據現行評獎規則推測，未來十年內經濟學諾獎獲得者中，出生時間將主要分布在1940∼1959年。處於這個年齡段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者中，不乏擁有在世界知名院校的學習經歷，有些還直接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們既有扎實的數理統計方面的學科基礎，又掌握了國際通行的經濟學研究范式。如果能很好地與中國現實問題結合起來，必定能做出讓國際學術界矚目的優秀成果。事實上，無論是荷蘭蒂爾堡大學經濟學頂尖期刊發文排名，還是美國UT達拉斯分校的商學頂尖期刊發文排名、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金融學頂尖期刊發文排名，都顯示出近年來國內社會科學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在顯著擴大。

有學者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學家最有可能在發展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轉型經濟學等領域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零的突破。對此，我們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