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戰略構想（上）

2012年12月12日16:22 手機看新聞

中國文化在新一輪文化競爭中有可能處在不利的地位。事實上，文化殖民、語言殖民、精神生態失衡是當代最大的文化病症。這種病症造成了國人的文化自卑主義和文化失敗主義情結。這一局面必須花大力氣加以改觀，否則文化軟實力競爭就落不到實處

大國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經濟形象、政治形象、軍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國形象中的經濟形象是輝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贏得越來越多的國家的信任，軍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獲得認同，但是文化形象卻處於不利之境。可以說，大幅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建立中國文化戰略話語，強化東方強國的文化軟實力，迫在眉睫。

軟實力對世界各國制定文化戰略和國家戰略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表面上文化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任何一個國家在提升本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同時，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也是更為特殊和重要的。文化軟實力是美國前國防部官員約瑟夫‧奈提出的。他認為，軟實力的來源有四個方面，即制度、價值觀、文化和政策，實際上四者都可以歸屬於廣義的文化。約瑟夫‧奈強調中國軟實力的上升不是威脅，他不認為多數美國人會將中國不斷上升的軟實力視為一種威脅，“存在著中國軟實力和美國軟實力共同增長的可能性，它們不一定是對抗的”。

中國在尋求提升自身文化軟實力，以及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的過程中，積極開展以中國語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廣活動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這樣的外交活動有助於展現中國文化魅力，激發外國公眾對於中國文化的興趣並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的價值觀與文化，消除他國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與戒備以及樹立一個文明的、負責任的、值得信賴的中國形象。

實際上，冷戰本質上是一場文化戰爭，就連西方內部，文化冷戰也從未斷絕。戰后美國文化強勢進入歐洲，包括西歐和東歐。但是，歐洲文化絕非被動全盤接受文化美國化，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一致致力於維護本國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國為甚。為抵制美國文化的入侵，保護法國文化，針對美國在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談判中提出的文化產品貿易自由化，法國堅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對將視聽產品納入世貿組織貿易規章制度中。法國為此對歐洲各國進行不懈的游說，終於使得1993年歐洲議會採納了“文化例外”原則。2001年12月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該宣言第五條規定：“文化權利是人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創造多樣性的繁榮有賴於文化權利的全面實現。”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日漸崛起令世人矚目，與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響則亟待拓展。有數據表明，目前美歐佔據世界文化市場總額的76.5%，亞洲、南太平洋國家19%的份額中，日本和韓國各佔10%和3.5%。美國文化產業創造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生產的總值。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們需要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們知道什麼是最中國的、最優秀的、最能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麼是全球市場﹔知道誰在消費中國，誰在了解中國，否則很可能將導致文化生產過剩或者錯位。

歐美從文化冷戰到文化熱戰

西方人很早就認識到文化戰爭的意義。1929年，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提出了“大戰略”的概念，認為戰略的成功取決於對“目的”和“手段”的正確算計、結合和正確運用，大戰略的目的在於調節或指導一個或幾個國家的所有資源以求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在此基礎上美國戰略學家創造了“國家戰略”的概念。

文化戰略是國家戰略的文化命脈。在國家戰略體系中，文化戰略佔據著特殊的地位，對於大國或未來的大國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有人認為，大國的崛起需要三個基礎：政治基礎意味著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經濟社會基礎則是提供政治和軍事實力的保障，而文化基礎則作為國家實力軟實力（soft power）的核心部分，是大國競爭的最后戰役。文化軟實力不強的國家即使在戰爭中獲得勝利，也無法贏得他國的認同，隻能成為強國而不能成為大國，隻能淪為“霸道”而達不到“王道”。因此當代許多大國都將文化戰略視為國家戰略的根本，將文化主權視為國家主權的組成部分。

就國際關系而言，歷史上大國間實力對比的變化與國家形象的變遷絕非偶然事件，而是蘊含著極為復雜的戰略體系。如同個體間關系一樣，國家之間也往往呈現出某種“鏡像”關系，文化戰略一方面可以對他國的形象進行建構、突出、扭曲和利用，服務於本土建構自身形象的現實化需要，另一方面，通過有意識地營造易被接受的國際形象，推行文化傳播和滲透，強化本土文化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也是大國文化軟實力的體現。上述中國形象的幾經變遷就可以視為西方國家依據自身需要有意推行文化戰略的結果，而在當前全球化時代的國際背景下，民族國家的界限遠未消融，盡管像哈貝馬斯、烏爾裡希‧貝克以及齊格蒙特‧鮑曼等西方思想家不斷質疑全球經濟時代民族國家的合法性，甚至有“世界政府”、“永久和平”、“帝國”等烏托邦式的提法，但這些發端於西方的思想歸根結底是為西方國家的自身利益服務的。現實狀況則表明，無論是在東亞還是歐美，民族國家依然在不斷強化自我認同感，將國家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經典化和神聖化，國家也從未放棄自己的文化職能，而是將經濟與文化捆綁起來。法國前文化部長朗格就曾指出：“文化是明天的經濟”，當代大國通過新聞傳媒、影響等手段，極力建構自我的良好形象，強化自身的優勢，對異己國家則採取雙重標准，夸大對方的弊端。

在核威懾的危機共振平衡背景下，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間爆發大規模沖突的幾率越來越小。人類的近代史也得出了深刻教訓，每一次新興國家崛起並企圖充足世界格局的嘗試中，但凡揭竿而起挑起戰爭者往往事與願違，遭遇失敗后幾十年間一蹶不振（如德國、日本），但凡隔岸觀火，不主動挑戰既得利益國家者往往漁翁得利，悄然走上前台（如俄國、美國和未來的中國）。 20世紀之后真正的大國崛起絕不能依靠訴諸戰爭武力，“攻心為上”反而成為屢試不爽的法寶。反觀今日大國間文化戰略的博弈，則構成了全球化時代的一大圖景。

如果將“后冷戰時期”與以往影響國際形勢的多場“后戰爭時期”進行對比，會發現無論是1815年打敗拿破侖后主宰西歐的英國，還是1919年后的一戰勝利者協約國集團，或是1945年二戰后和90年代冷戰結束后的勝利者美國，都屬於剛剛贏得重大戰爭勝利的國家，勝利者忽然獲得了某種權力或者強化了某種霸權，在此種形勢下，勝利者尋求的必然是保持權力的永恆狀態﹔然而與此矛盾的是，這些國家往往反而尋求對自身權力的限制，甚至為了追求穩定的國際地位向更弱小的國家做出某種讓步。對此，有學者進行過深入剖析，認為這是領導國進一步利用戰后國際制度來“鎖定”（lock in）其有利的戰后地位的一種手段，通過對自身權力進行充分的“戰略束縛”（strategic restraint），以獲得弱國和次要國家的默許。這樣我們就能理解包括美國在內的大戰后領導國，都熱衷於某種“制度化”方式，盡管在具體問題上可以討價還價甚至作出讓步，但歸根結底要將所有國家都鎖定在戰后的新秩序和規則之中，通過制度化的方式保証自身長久的地位。冷戰之后，美國恰恰追求的就是這種“政治穩定”的國際霸權地位，通過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手段，推進各種形式的國際交流，廣泛參與建立和控制國際組織，施加其強大的影響力，力求將美國的特殊地位制度化，將美國文明置於無可置疑的中心地位。這就是美國文化政策的戰略背景。

西方通過全球化讓世界變成“地球村”，中國崛起讓西方霸權日益變小。新世紀中國文化戰略的重要核心在於：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我們必得注意國家形象在國際化語境上的“水桶定律”——一隻水桶能裝多少水取決於它最短的那塊木板。引申開來，任何一個國家文化的對外形象面臨的共同問題，即構成國家形象大國形象的各個部分往往優劣不齊，而劣勢部分往往決定整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水平。

事實上，中國遭遇的東海和南海危機，表面上是美歐國家攪局南海，使得領土爭端和資源爭奪問題日益復雜化。而深層原因，是中國“漢字文化圈”長期以來已經失效，半個世紀以來，整個東亞“去中國化”傾向十分嚴重，“漢字文化圈”已經被“美國文化圈”取代。南海一些國家唯美國的馬首是瞻。中國文化對“漢字文化圈”的輻射力已經基本消失，中國對韓國、日本的影響微乎其微﹔對越南、印度、菲律賓等國的影響基本上不存在，相反這幾個國家都變成了“美國文化圈”的追逐者，與中國成為若即若離的仇人，形成大國文化親和力喪失后的對峙狀態。可以說，大幅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建立中國文化戰略和國家話語， “再中國化”和“重建漢字文化圈”，諸多問題才能良性解決。

在世界原教旨主義傾向日益抬頭的大背景下，我們既不能走狹隘的民族主義道路，也不能走抄襲西化的道路，隻能在寬容中庸、立己達人中走以中國自身為主，吸收世界優秀文化，守正創新的文化強國路。發現東方，意味著強國文化身份重建與中國文化復興緊密相關，同時還意味著，中國文化守正創新是國家綜合實力提升的重要標志，也是推動世界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和諧均衡發展的基本保証。

不難看到，在軍事上的打壓，經濟上的競爭，文化上的戰爭已經出現新的動向，作為大國崛起的前提的中國文化創新，無疑被相當緊迫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當前，文化戰役早已經打響。新世紀美國調整戰略走向，文化強勢進入亞洲，並提出重返亞洲，甚至喊出“新世紀亞太是美國的世紀”。隻有三百年歷史的美國在1945年以后，掌管了世界的政治、軍事、文化走向——大抵做了兩件大事情：第一，把世界從二戰以后的60多個國家，成功的變成了200多個國家。第二，用后現代主義邊緣化歐洲的現代主義和亞洲的前現代主義，美國霸權話語逐漸在全球形成。戰后西方文化成為當代世界文化中最為強勢的一種，而美國文化又是西方文化中影響力最強的一支。美國政府高度重視精神文化問題，其文化政策包含內外兩個維度：對內，要解決自身精神文化的墮落，致力於消除過度放縱的消費主義、精神空虛、毒品泛濫和道德淪落等社會問題，強化突出美國的個人主義、民主政治和自由原則等主流價值觀﹔對外則制定文化政策，強化文化措施。除了加強科技、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實力外，美國將信息實力的發展置於文化實力的突出地位，將文化實力與科技實力、國家力量集合起來，由於信息技術是全球化時代的標志性成就，佔據了信息化的制高點，就能保証美國文化的尊貴地位。此外，美國在影視、媒體等方面的投資與出口是高度自覺的，這背后都離不開政府強有力的支持。

可以說，美國文化政策重要的一環就是對外文化滲透。這種文化滲透主要是指：美國利用其新聞媒介、電影娛樂、因特網等方面的優勢，漸漸地影響他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方法。正是由於文化滲透在美國外交活動中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政府決策者有意識地將美國文化視為征服他國的重要手段，其外交手段中，“文化輸出”佔據了重要地位。然而這種文化輸出往往與“文化滲透”結合在一起，是強化論証美國的世界領導者地位的“軟權力”手段。

實際上，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更是將對第三世界的文化輸出視為實現其外部利益的國家戰略。1992年，美國總統老布什在《美國復興日程》中說：“我們的政治和經濟聯系由於美國文化對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補充。這是一種新的我們可以利用的‘軟力量’”。1993年亨廷頓提出“文明的沖突”理論，將文化差異提升到國家文化安全的意義。布什所謂的“軟力量”也就是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1989年首次明確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這一發端於美國的術語而今已經成為美國政治理論的關鍵詞，對其現實文化政策造成了深遠影響。約瑟夫‧奈所謂的“軟實力”具體內容包括：文化吸引力，也就是成為普世性文化﹔意識形態或政治觀念吸引力﹔鑄造國際規則和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以及信息權力等。約瑟夫‧奈的論點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已經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亨廷頓“文明沖突論”一同成為美國文化戰略的理論化成果，並對美國戰略決策者有著直接的影響。

在實踐層面，美國借助其文化權力在世界范圍內推廣其理想和制度，通過對海外的廣播宣傳、對外文化教育交流項目、技術輸出和文化輸出等手段擴大美國文化的影響。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國的海外廣播：美國認為無線電台的作用要高於學術交流，因為它能直接對全世界千家萬戶和無數民眾輸出美國文化，1995年美國新聞署署長約瑟夫‧杜菲說：美國新聞署的核心目標是“用外國文化所能夠信賴和接受的語言解釋和宣言美國的諸政策……了解、告知和影響外國公眾，以增進美國的國家利益”。冷戰后美國對華廣播更加深入，每周“美國之音”對華普通話播音為84小時，藏語廣播28小時，粵語廣播14小時，還有固定時間播放電視節目，另一家“自由亞洲電台”自1996年以來每天以普通話、藏語、粵語和維吾爾語對華滾動廣播24小時。資金方面，這些電台都得到美國國會撥款，美國政府命令他們“對中國聽眾准確地報道美國及其政策的新聞，以及客觀權威地報道中國國內及周邊地區所發生的事件”。

冷戰本質上是一場文化戰爭，美國正是憑借文化輸出的力量顛覆和改造了蘇聯的意識形態，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蘇聯長期以來文化領域的混亂與政策反復給了西方文化入侵的機會，從而喪失了國家文化安全，最終付出解體的代價。約瑟夫‧奈的軟權力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就是“隱形霸權”，通過這種霸權，美國得以擺脫傳統強權手段，依靠自己的科技、文化能力，引領著世界文化生產與創新潮流，使得每個人不得不跟著美國跑，薯片、芯片、大片這樣的“三片文化”背后就是鮮明的美國邏輯：要麼接受網絡化、信息化、快餐化的生活方式，要麼被這個時代所淘汰。俄羅斯甚至有學者自慚形穢地指出：“在今天，西方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概念，也不是簡單的資本主義標志，而是經濟、科學技術和民主發展現有最高水平的代表。不能達到這個水平的社會就不能稱其為現代社會，因此日本、新加坡、韓國是西方，而我們直到現在還不是。”

當然，當代也從來不乏對美國文明及其政策的批判之聲，福山和亨廷頓這樣的美國理論在俄羅斯同樣遭受過尖銳批評，尤其是亨廷頓解決俄羅斯文明困境的方略：加入西方政治軍事聯盟，與西方合作對抗儒教和伊斯蘭教，這種論調遭到了廣泛批評，無論是親西方的自由主義者還是傳統的強國派、自然主義者都拒絕接受這一建議，認為美國的建議隻會導致俄羅斯日益依賴西方，喪失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一致致力於維護本國本民族的文化，並且在國際上形成了以WTO（世界貿易組織）和US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平台的兩大文化陣營。1984年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本身就說明，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兩大政治陣營，而WTO和USNESCO則是在文化上的具體表現。

表面上文化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CFP供圖

東亞文化“去中國化”的文化挑戰

隨著亞洲的崛起，其文化國策方面的動向大致有三：一是韓國宣布將在全球一百個地區開辦“世宗學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設“日語學習中心”欲與中國的“孔子學院”抗衡，三是印度在擁有了兩艘航母以后，又有了遠程彈道導彈的核威懾力量，因此強調21世紀將是“印度的世紀”，印度在地區事務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其文化很早就輸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龍象之爭”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籌。可以說，中國的和平崛起使得周邊國家對大國文化形象有新的體認。當然，對此類文化之爭我們不得不深加關注。

中國、日本、韓國構成了東亞三強，但從目前情況看，在文化戰略上，由於自覺性和關注度不夠等原因，中國落后於日韓。東亞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最近又要強調成為東亞的代表性國家，成為世界文化大國。印度在軟件工業和區域特色文化方面確乎有世界性聲譽，而其通過科技、軍事、文化獲得全球擴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早在1985年，日本經濟持續增長之時，就試圖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最終走向“文化大國”，最后擔當亞洲統一的領頭雁。而在成為文化大國方面，日本不惜重金進行文化輸出。日本計劃准備

輸出一百位哲學家，一百位藝術家，一百位文學家，一百位經濟社會學家，總的撥款二十億美元。1995年，日本出台了《新的文化立國目標：當前振興文化的重點和對策》，提出21

世紀的文化立國戰略，1996年日本文化廳提出《21世紀文化立國方案》，正式確立文化立國的國家戰略。1998年3月，文化政策促進會提交了《文化振興基本設想——為了實現文化立國》，深入闡釋了文化立國政策。日本的文化立國戰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試圖確立日本文化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使亞洲國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時，也接受日本文化。

此外日本因為二戰罪行其國際形象一直不佳，如今又對中國的崛起抱有很深的成見，為了成為未來親善的國家形象，同時為了同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相抗衡，日本政府有鑒

於全世界正學習日語的外國人僅僅236萬，計劃在全球各地增設“日語學習中心”100所以上，學習中心的規模擴大近10倍，從而從文化深層次改善世界對日本的看法。在國內，進

一步擴大留學生的規模，據日本《中文導報》報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會議”在首相官邸舉行了分科會議，與會者一致決定把“到2025年將在校留學生數量擴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萬人”這一目標寫進5月的第二份報告中，說明日本致力於通過吸引世界而傳播日本文化。日本為了輸出自己的文化，從內到外，從上到下可謂不遺余力。

韓國是新興的文化產業大國。1998年，韓國遭遇亞洲金融風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國”的方針，明確提出“兩個五”：力爭五年之內把韓國在世界文化產業市場上的佔有率從1%提高到5%﹔力爭五年內能培養出10000個內容創作者，其中10％有外銷的能力。為實施這一戰略，韓國先后頒布了“國民政府新文化政策”、“文化產業發展五年計劃”、“文化產業推進計劃”、“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等十幾部法律法規，又於2001年成立了“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並且每年獲得政府5000萬美元的撥款用於文化事業的發展。韓國《大長今》的海外輸出根本不是一個編輯、編導的思想，而是國家性的，所以電視劇《大長今》絕非一個電視劇而已，而是事關韓國的文化輸出、文化戰略的舉措。而且，他們要把“韓流”變成“亞流”，甚至“世流”。一個小小的韓國，在海外有12個韓國文化院。2004年韓國文化產品已佔世界市場份額的3.5％，成為世界第五大文化產業強國。顯然這是以經濟利益為直接目的，但韓國成功地輸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韓國經濟。在新世紀國際爭端和地緣政治語境中，韓國對文化輸出可以說是作為國策對待之。在新世紀國際話語權爭端和地緣政治文化語境中，為了擴散“韓流”在東亞的影響，塑造東亞大國形象，可持續地提升韓國的國際地位，新辦的“世宗學院”將面向世界尤其是東亞民眾免費教韓國文字和文化，使得現有學習韓語的百萬余人借“韓流”大潮迅速膨脹，使全球更多的人認識到韓國文化的重要性。

從1985年日本的文化輸出到1998年韓國的文化輸出，其間我們中國重點在發展經濟，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是新世紀中國的發展戰略應該根據世界新格局有所調整，怎樣讓中國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麼讓世界人民欣賞。世界大國都是以文化立國的，如果沒有文化，沖突就會不斷升級而無法得到緩和。而導致國家安全出現裂隙，文化內在凝聚力缺失。

這二十年來，我們中國只是在發展經濟。如果讓中國人談文化，我們又能談什麼？我們如何讓中國人信服自己的文化？可以拿什麼讓世界人民欣賞？我們的禮治、禮儀消失了。論實力，中國的GDP總量世界第二，但論觀念和策略，中國卻沒有跟進。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的文化產業應該在推進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為。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加快，東亞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無法忽視中國和平崛起這一事實。盡管由於冷戰心理模式作祟，周邊有的國家對中國仍然懷疑和不信任，“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耳。但這一點無法改變：人類文明需要一個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文明，中國必將與日本韓國印度共存於東亞和南亞，不管人們願意還是不願意都不能改變這一結構。因而，日韓等國在文化誤讀和文化戰爭的國際大形勢中，明白了“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的道理，選擇了最具有持久力量的對外文化傳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國之后，達到抗衡中國文化和平輸出的目的。也許少一些冷戰思維的話，“孔子學院”、“世宗學院”、“日語中心”各自不斷開拓，會使東亞文明整體海外傳播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待續）

在文化戰略上，由於自覺性和關注度不夠等原因，中國落后於日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