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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稱應把收入分配納入總體改革框架中（網絡配圖）
在未來的改革中，收入分配將是一個很突出的方面，不能隻就收入分配講收入分配。前一段一直說要搞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我一直感到時機上不成熟，因為收入分配涉及方方面面體制，在沒有一個整體改革布局的前提之下，單獨講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很難推進，而且一些深層次的、突出影響收入分配的體制問題，恐怕很難觸及。十八大以后，出現了一個新的形勢，改革有可能獲得實質性推進。所以我認為未來的收入分配改革，要放在總體的體制改革這個框架中來考慮。
更多地從總體改革角度考慮
影響收入分配最突出的幾個方面，首先是大范圍的、嚴重的腐敗。這造成了政府失效、造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矛盾、沖突，造成了社會不穩定。
第二，是收入差距過大。腐敗和收入差距過大，都和現行體制有關，說明體制改革滯后了。
第三，認識上和一些政策上的偏差導致政府過度干預市場、過度干預經濟，用政府權力來保護壟斷甚至培育壟斷，人為造成大量尋租機會，造成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第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嚴重缺失影響了城市化進程，而不健全的城市化對收入分配也造成非常不良的影響。
針對這些問題，怎麼推進改革？如果僅僅定義在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上，這個定義就窄了。財政體制、土地出讓制度等等，很多相關的體制問題需要改革。如果離開這些領域的問題去談收入分配改革，那就可能抓不到要害，也拿不出一個健全、完整的方案。所以我覺得思路還要拓寬，收入分配是當前的一個主要問題，但是我們在推進改革上，要更多地從總體改革的角度考慮。
總體改革項下的幾個主要分項
未來改革有這麼幾個方面可能比較重要。
一是財稅體制。我國10多萬億的財政收入，再加上土地出讓收入、各種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加在一起，政府掌握和分配的資源，按2011年計算超過17萬億元，佔G D P比重高於36%。這麼大量的政府支配的資源是怎麼花出去的？
例如，發達國家的政府財政支出，超過50%是用於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用於全社會福利。而我們這方面的支出，不到政府總支出的三分之一。相反，我們的政府行政管理費支出大大高於國際一般標准，這裡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費”和非正常支出。再加上政府用於公共投資項目的支出的腐敗、資金流失，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平。如果不去解決，那麼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問題也很難解決。所以財稅體制改革是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
二是土地出讓制度。現在地方政府嚴重依賴賣地，地方財政變成土地財政。這個局面怎麼形成的？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可能存在問題，地方政府常規預算不夠，履行一些公共職能沒有資金來源。而一年3萬多億元資金的管理又非常不透明、不規范，漏洞非常多，有很多的流失。是不是應該考慮改革現行的土地征用制度，開放土地市場。商業性用地，讓農民和需求方雙方在市場上見面，政府起監督作用。
如果要改革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就要重新調整。現在實際上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數量很大，但有一半的轉移支付是通過專項轉移方式，而專項轉移常常又沒有一個統一的、客觀的標准，很大程度上是部門領導自己說了算，造成了地方政府“跑部錢進”，到中央來爭取項目、爭取撥款，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大量的資金通過這種方式分配出去，也不可能保証公平分配。應該通過調整財政分配方式，減少專項支付，充實地方常規預算，以此來保証各級地方政府擔負的公共職能。
三是對壟斷收益和資源性收益的稅收問題。比如石油部門的成本利潤率大約是整個工業平均成本利潤率的7到8倍，資源稅改革實行了5%的從價稅，這是資源收益很小的一部分。澳大利亞是對礦產資源部門的利潤征稅，資源稅稅率是利潤的30%，我們5%的從價稅如果折算成利潤的比率，不到15%。從價稅很容易通過提高價格把稅負轉移給下游、消費者，等於這個部門可以不承擔稅賦。如果變成針對利潤征稅，那麼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四是壟斷問題。我們的一些壟斷問題是行政保護造成的。比如說銀行，一年超過1萬億的淨利潤怎麼來的？是靠通過人為規定基准利率這樣一個行政的辦法，保証了銀行遠遠高於一般競爭性行業的高利潤。對這樣的壟斷利潤是不是應該征收壟斷利潤調節稅？
同時也要考慮利率更加市場化的問題。當前更重要的是降低金融領域的門檻，讓更多民間的、小型的、地方性的金融機構能夠進入。小企業貸款難，很大程度上是現在的金融市場結構決定的，因為我們是大銀行主導的金融體制，幾家大銀行面對千千萬萬小企業，它不是一個適合給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體制。如果沒有大量民間的、小型的金融機構來參與競爭的話，那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就沒法解決。
五是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現在說農村勞動力供應減少了，出現勞動力短缺，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現行制度造成的。改革三十多年以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根本改變，同時社會保障沒有跟上，所以造成了今天這麼一種情況。農村40歲以上的勞動者從打工城市返回農村的非常多，回去以后常常沒有充分的就業機會。如果這些勞動資源能夠充分利用的話，中國現在不應該面臨勞動力短缺。現在的城市化率才50%，將來如果到80%，還要有三、四億人變成城市居民。但是這個過程受到現行制度的阻礙，這些方面的制度需要改革。
要說到改制度，可能馬上就會有人提出來，錢從哪兒來？這麼多人要解決福利和保障問題，財政拿不出錢來。這又和前面的財稅體制改革聯系在一起了。如果能把非正常的支出都壓下來，把該收的壟斷利潤都收上來，那麼解決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問題，資金應該是充裕的，用不著增加老百姓的負擔。
六是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問題。前一階段世界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搞政府投資、搞寬鬆貨幣政策，這中間由於一系列的制度沒有跟上，一些壟斷部門、壟斷性企業、大企業從宏觀政策中獲得了巨大利益，而一般的中小型企業、民營企業，在這中間是處於弱勢的一方。所以接下來，改善市場環境、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應該成為改革重要方面，圍繞這個方面，有很多體制和政策是需要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