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度經濟或“破7” 改革重點應放在分配領域

四季度經濟或“破7” 改革重點應放在分配領域（網絡配圖）

    2010年末我曾做出過未來三年中國經濟會連續下行的判斷，但在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經濟結構調整啟動后，會在2013年四季度觸底反彈，並展開新一輪高增長過程。現在看來，這個判斷需要修正。其主要原因，是我所預期的大結構調整並沒有到來。由於外需仍然低迷，國內的生產過剩沒有內需出路，經濟增長就走不出低迷格局，所以，今年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有可能“破7”，明年某個季度則有可能“破6”，而若真的出現“破6”局面，下一個“底”在哪裡還真的不好說。

　　國內外條件

　　不支持經濟增速上行

　　以上觀點並非危言聳聽，因為國際、國內條件都不支持中國經濟增速上行。從國際看，在次債危機爆發五年后的今天，可以說大多數人都已經看清了這場危機的長期化趨勢。這是因為在新全球化時代，有中國等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比著，發達國家的物質產業競爭力實質難以恢復。在以往時代，走出危機的主要標志是投資能力的恢復，但是今天的日本，企業在銀行現金賬上存有超過1.3萬億美元現金，美國企業存有超過2萬億美元的現金，但企業就是不投資。不管美聯儲與日本央行推出怎樣的寬鬆貨幣政策，寬鬆貨幣只是流向股市等虛擬經濟領域，能讓美國和日本股市不斷創出新高，就是流不進實體經濟。

　　另一方面，聯合國貿發組織的最新報告說明，在去年全球的FDI中，發展中國家所佔比重高達52%，不僅已超過一半，而且首次超過了流向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這說明新全球化過程不僅沒有中斷，而且還在向深入發展。

　　在中國，去年汽車出口首次破百萬輛，國內銷售增長率雖然沒有超過5%，但出口增長率卻幾乎達30%。這是一個標志性事件，說明發展中國家在佔領了發達國家輕工產品市場后，又在向重工產品市場大舉邁進。而次債危機的爆發，正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在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后，資本主體從物質生產領域轉向了虛擬經濟領域，由此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規模嚴重不對稱，最終導致資產泡沫崩潰。從這個認識出發來看美日歐目前瘋狂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除了走向再次泡沫崩潰，也不會有別的前途。在我看來，下一次新金融貨幣危機的爆發，應該就在2015-2016年之間。

　　這並不是說在新的危機爆發前中國的出口增長率還會不錯。由於寬鬆貨幣隻能帶來虛擬經濟領域的繁榮，而金融市場繁榮的特點是隻會為少數人積累財富，所以這兩年發達國家居民消費增長會極為有限。今年上半年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增長率低迷，很能說明這個趨勢，因此，未來兩年外需是指望不上的，如果兩年后爆發了新危機，外需就更指望不上了。

　　從國內看，上半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一季度的30.3%提高到53.9%，說明增長對投資的依賴更強，但是在20.1%的投資增長率背后，卻是在建項目18.8%的增長率和新上項目15.1%的增長率，是制造業17.1%的增長率和通用設備制造業16.9%的增長率。統計局公布的投資增長率，是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增長率，制造業與設備制造業投資增長率低於總的投資完成額增長率，說明產能釋放高峰已經逐步過去了。在建項目投資增長率與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相對於總投資增長率的台階式下降，說明未來的投資需求正在明顯萎縮，而若未來的投資增長率下降到15%這樣的水平，經濟增長率肯定會在6%以下。

　　澄清三大誤區

　　對於當前的經濟形勢，我認為有必要澄清三個誤區。

　　第一是怎樣認識經濟的“底”。目前一種普遍的觀點是，中國經濟現階段已經進入“中速增長時代”，因此7%的速度，甚至更低的速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不論刺激與否，速度的下限都不會太低。所以，速度下行並不可怕，因為再低也不會“失速”，或者是“硬著陸”。這樣的判斷我認為是過於大膽了，如果拿來指導宏觀調控則更可怕。中國目前的問題是典型的生產過剩，如果不由政府來實施強力的過剩對沖政策，就會爆發市場經濟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一旦危機爆發，恐怕“零”增長率都擋不住，更大的可能是出現經濟負增長，我們不能因為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沒有爆發過生產過剩危機，就不警惕這種前景的存在。中國的老話講“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對中國經濟來說，如果宏觀政策的安排就是中速目標，在目前的經濟運行背景下，恐怕就會進入低速增長。

　　在中國經濟內部，仍然蘊含著極大的高速增長動能，這就是城鎮化可以帶來的巨大內需釋放。我曾經算過一筆賬，按照新千年以來新增城市人口與新增城鎮投資計算，每個新增城市居民所對應增加的投資已超過50萬元。現在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度說得如此可怕，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高速度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可以消化，例如環境問題，並不是高增長就一定沒有好環境，因為在工業化時代，保護環境也有依賴財富創造的一面。

　　這並不是說我主張對經濟進行2008年那樣大規模的刺激。當時的宏觀刺激政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觸動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卻在原有結構基礎上繼續增加投資和產能，所以會導致今天產能更加過剩，需求更加不足。但是不刺激不等於不調整，而既不調整也不刺激，恐怕比不刺激經濟的情況更差。

　　第二個問題是，應以什麼為核心進行改革？現在各界對通過改革擺脫低增長被動局面抱有很大期望，而改革似乎又是以進一步下放政府權力、進一步市場化為核心，所以這些改革，似乎仍延續1978年以來以搞活企業為主要方向的思路進行。甚至許多人給目前的經濟政策取向，貼上了“供給學派”的標簽。但問題在於，目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市場機制的作用與企業活力，而是由於城鄉差距和個人收入分配機制矛盾導致的生產過剩問題。或者說，在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這四大再生產環節中，矛盾的集中點是在分配領域，而不是在生產和流通領域。如果我們把改革的重點仍放在生產流通領域，而忽視對導致城鄉差距與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體制與結構性矛盾進行大調整、大改革，這樣的改革即使動作再大，恐怕對拉動中國經濟走出低迷陷阱的作用也不大。

　　例如，我們希望通過央行收緊銀根來擠出金融泡沫，希望通過金融改革，放開利率這樣的動作來盤活金融資產，但必須看到，金融泡沫的出現即“影子銀行”的規模在今天會如此龐大，恰恰是因為2007年次債危機爆發后經濟增長下行，使大批產業資本在實體經濟領域沒有出路，才從產業領域向虛擬經濟領域轉移。從時間段看，2008年以前，社會融資規模還隻有數萬億元，而到目前卻發展到數十萬億元，正是在這個時間段裡，實體經濟的低迷與虛擬經濟的高增長並存。虛擬經濟的繁榮，正是實體經濟衰落的結果。因此，若只是單純地搞金融改革，而不是集中力量解決因分配矛盾導致的社會總需求不足問題，就只是揚湯止沸，最后的結局很可能是，為了保增長，央行不得不重開貸款閘門，但因為生產過剩矛盾始終得不到解決，央行輸送的資金就是流不到實體經濟領域，還是會導致金融泡沫再度興起。

　　還必須看到，在生產過剩時代，盤活金融存量只是一廂情願的做法。因為金融也好，財政也好，都只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價值表現。如果生產過剩日趨嚴重，大量社會資本難以被充分運用，就會表現為各種設備利用率不斷下降，產品不斷積壓，企業盈利能力不斷下降﹔在價值表現上，就是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和貸款償還困難。在這樣背景下，實施怎樣的金融與財政改革也不會有大的成效。盤活金融存量隻有在一種情況才最出效果，那就是在社會總供需大體均衡的情況下，存在著存貸款的時空錯配，即有存款的地方不需要貸款，有貸款的地方又沒有存款，而通過提高金融機構的時空配置效率，就可以提高資金的周轉速度，從而用更少的貨幣支持更多的生產與流通。但目前的情況是生產過剩，所以目前這樣的改革取向，不可能化解當前的經濟矛盾。而且在發達國家歷史上，也沒有哪個國家用盤活金融存量的做法，解決得了生產過剩問題，

　　此外，下一步改革是以放權為主還是以集權為主？這也是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如果解決生產過剩矛盾的出路，在於推進城鎮化與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則這兩個方面的調整與改革都需要集中部分社會權力，特別是向中央政府集中權力。這是因為，城市是公共產品，在什麼地方建設城市，以及城市群之間的交通網絡建設，都必須有很充分的整體社會規劃。城市規模越大，都市圈規模越大，就越需要集中統一的規劃，而這樣的問題，市場不會自動解決的，必須由政府出面解決。未來20年在中國城市化高潮中，某些權力必須向政府集中。都市圈也好，城市群也罷，許多都需要跨省區形成，沒有中央政府出面主持，同樣會“打亂仗”，讓大量財政資金，特別是土地財政資金留在各級地方手中。這些錢也不會充分地向農民市民化過程中配置，因此也必須由中央政府來直接掌握一筆城市化資金。而下一步縮小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怎樣建立宏觀層面的轉移支付制度，這個事情同樣不是市場的事情。所以，下一步改革需要許多有利於集權的制度設計，這就是改革必須服務於發展要求的道理。

　　第三個問題是，應該怎樣看待未來的投資。現在許多人反對繼續實施大規模刺激計劃，其實是對那種單純支持產能增長的投資刺激方式擔憂，因為生產過剩已經很嚴重。然而，現有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不僅是一種價值比例關系，更是一種物的關系。比如，在目前中國的城市中，隻有2.6億農民工的勞動場所，而沒有他們的居住場所，更沒有他們家人的居住場所。在城市中隨處可見的民工棚與棚戶區，就是中國城鎮化嚴重滯后於工業化的物的寫照。再比如，中國目前的城市空間結構，並不是為“中國人口主體是市民”這樣的思路設計的。這集中表現為，當中國真實的城鎮化率隻有1/3的時候，土地佔用就已經碰到了18億畝耕地的“紅線”。因為中國城市的平均毛容積率(城市建筑面積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隻有0.5。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毛容積率也沒有超過1。在上海浦西地區，2、3層高的樓房隨處可見，日本的東京毛容積率高達2。所以按照目前中國的城市建設格局，就是再增加2億城市人口，由於土地限制也不可能。

　　馬克思曾經說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必須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就是說不能用對社會的思想改造來代替對社會物的改造。我們既然已經認識到了城鎮化嚴重滯后是導致內需不足的關鍵，下一步就應該通過大規模投資，也隻能通過大規模投資，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有不合理的城鄉人口比例，從而使社會總供求從失衡轉向對稱。

　　總之，中國目前經濟中的主要矛盾，是生產過剩問題，因此宏觀調控的重點，就是怎樣圍繞解決這個矛盾來設計戰略與政策。經濟增長率下挫到6%，也許宏觀調控當局還坐得住，但是若破“6”到“5”，政府恐怕不出手也得出手了。新的刺激政策，恐怕無外乎放鬆貸款與增加財政赤字用於投資，但若不明白投資的重點在哪裡，只是單純放鬆，難免又會走入2008年以來經濟刺激政策的誤區。所以，目前就應該明確以城鎮化為投資方向的政策取向。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