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還有哪些功課要做?
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的關鍵在於實體經濟。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最大制約因素是國際流通量問題,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意味著中國將從對外商品輸出為主轉變為資本輸出為主。應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維持一定的資本控制是其中最重要一環
譚雅玲:當前人民幣改革與發展的著眼點是健全匯率制度,使得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機制有所作為,並非簡單用人民幣國際結算手段替代。目前我國是人民幣結算量激增、貿易出口下滑,兩者之間不匹配嚴重。因此,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的關鍵在於實體經濟,隻有經濟具備實力和勢力,金融才有地位和資質,貨幣自由兌換才會被接受,不能將匯率改革開放的順序顛倒。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應操之過急。資本項目開放的前提是市場完善、自己做主、控制有余、交易理性、技術充分、產品合理、結構均等,我國尚缺基礎。
呂克·范拉霍溫: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制約因素是國際流通量問題。人民幣應該是國際流通的,並且在任何地區實現無限量供應,這樣才能保証人民幣價格不會因任何一單交易受到影響。為達到這一目標,中國需要實現國際收支從“雙順差”轉為基本平衡,再轉化為逆差。這也是將“積壓的”人民幣從中國的銀行金庫拿出來並投向海外的長久之計。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意味著中國將從對外商品輸出為主轉變為資本輸出為主。
國際收支結構的變化會帶來中國進出口政策、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金融市場的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將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向注重國內需求。中國政府正在實施一個“宏大的計劃”,這個計劃的落實一方面由政府來全面統籌,另一方面也會讓市場力量來驅動。一方面中國在力推人民幣國際化,另一方面整個世界似乎都在期待資本從中國流出來,很多國家都制定了優惠政策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以及更容易獲取人民幣。中國作為貨幣供應方,西方國家作為貨幣需求方的格局已經形成,隻要這種共贏與需求足夠強大,最終就能推動人民幣實現國際化。
在人民幣尚未實現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央行貨幣互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動人民幣在境外實現計價、結算和儲備的職能,提升人民幣的國際接受程度。推動貨幣互換有助於擴大人民幣流通范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如同美國在二戰后推出的“馬歇爾計劃”在金融領域所造成的影響一樣,通過貨幣互換,人民幣進入國際市場,從而有可能成為參考貨幣。
邁克爾·摩爾: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國際化下一步需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開放資本賬戶﹔二是早日實現人民幣同世界其他重要儲備貨幣的自由兌換。但是完全開放資本賬戶不能操之過急,可以在未來5—10年的時間內漸進完成,開放過快會導致大量國際資本流入,對相對脆弱的銀行系統造成嚴重沖擊。中國必須先要建立起能夠抵御風險的穩固的銀行系統,才能逐漸開放資本賬戶。
葉秀亮:2009年以來,中國推動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屬於經常賬戶的改革和自由兌換,並不影響中國的資本控制,這是一個很好的改革設計。未來,中國應在這方面做更多推動,待留存於海外的人民幣達至一定規模,將會衍生出類似於歐洲美元的歐洲人民幣市場,即在海外的人民幣借貸市場,這之后就是類似歐洲債券的海外人民幣債券市場。切忌過早走到人民幣資本賬戶自由兌換這一步,毀掉中國預防金融危機的最后屏障。經過深思熟慮和足夠論証的穩步推進,比未經足夠論証和試驗的大幅改動來得穩妥。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在於要控制以后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而在中國維持一定的資本控制,將是其中最重要一環。
1997年—1998年之所以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在上個世紀80年代、菲律賓在上世紀90年代完全開放資本賬戶自由兌換,以致大量資金涌入,造成其房價、股價及其他資產價格急升至嚴重偏高水平,同時銀行過度借貸。國際投機者在1996年—1998年在遠期匯市,以二三十倍的杠杆比率沽空這些國家的貨幣,造成其匯率暴跌,並引發后續的惡性循環——匯價受沖擊造成利率急升,利率急升造成房價、股價暴跌,經濟衰退,銀行呆壞賬急升以及資金外流,而資金大量外流又進一步加重匯價下挫的壓力和其后更大的惡性循環。由此可見,對資本自由流動的盲目,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國際貨幣經濟學中著名的“三元悖論”指出,任何一個經濟體必須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中三選其二。中國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來影響其國內需求,也需以緩慢升值的匯率政策來減少投機流入、保持較高經濟增長和確保一定的外貿盈余,以實現強國之路。
(本報記者吳成良、白陽、崔寅、孫天仁、王慧採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13年11月08日 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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