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鵬飛繪
1934年1月4日,美國商務部內外貿易局向國會金融委員會呈遞《國民收入報告(1929—1932)》,這一天被視為GDP的生日。到今年GDP已整整80歲了。80年來,GDP指標不斷完善,成績斐然,躋身於“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列,但質疑也始終伴隨著這個盡人皆知的統計指標
誕生
最初,政府僅知道經濟形勢的零星信息,缺乏刻畫經濟全貌的關鍵指標,經濟決策猶如在黑暗裡摸索。經濟危機迫使美國開始建立經濟總量測度體系
1929年,經濟危機在美國爆發,導致百業凋敝、民生艱辛,嚴重沖擊經濟、政治和社會秩序,政府面臨巨大壓力。當時,美國尚未建立起官方統計體系,政府僅知道幾百萬人失業、鐵路運輸驟減、鋼產量下降等零星信息,缺乏刻畫經濟全貌的關鍵指標,導致經濟決策猶如在黑暗裡摸索,異常艱難。1932年,為幫助美國總統羅斯福應對經濟危機,應美國國會的要求,商務部內外貿易局經濟分析處同國民經濟研究所(NBER)的西蒙·庫茲涅茨等經濟學家密切合作,開創性地編制了1929—1932年全國國民收入數據。最初的統計指標是“國民收入”(NI),而不是GDP。
第二次世界大戰加快了完善經濟總量測度的進程。美國加入二戰后,國民經濟不得不從消費模式轉向戰時模式。為支持戰時經濟規劃的編制,美國經濟學家們在國民收入統計的基礎上,迅速估算了國民生產總值(GNP)年度數值。與此相似,在1947年的英國,經濟學家斯通撰寫了報告《國民收入和相關總量的定義和測度》。美國官方1951年和1958年分別開始估計年度和季度GNP真實值。
在美國,GDP真正誕生於1965年。同年,美國統計部門首次編制分產業的GDP數據,以更好地把握生產結構特征。但是,直到1991年,美國才正式將GNP統計改為GDP統計,以同就業、生產率和工業產出等核心經濟指標保持一致。
美英兩國的統計實踐成為GDP國際統計標准的基石。在美英兩國上述實踐的基礎上,聯合國以GDP統計為核心,於1953年、1968年、1993年和2008年分別推出“國民賬戶體系”(SNA)共4個版本,作為宏觀經濟統計的全球標准。部分因為上述開創性貢獻,庫茲涅茨和斯通分別於1971年和198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自誕生以來,國民收入(NI)、國民生產總值(GNP)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統計的內涵、外延和測度方法一直在不斷完善,以精准反映不斷演進的經濟實踐。按照SNA—2008版本,GDP是對生產的總測度,等於從事生產的所有常住單位創造的總增加值之和,GNP是GDP加上該國參與國際要素流動而得到的流入淨收入(即從國外獲得的要素收入扣減本國支付給國外的要素收入),發展中國家的GNP通常小於GDP,發達國家與此相反。
替代
經濟福利和社會進步眾多指標約化為類似於GDP的單一指標;建立衛星賬戶和社會統計;中國首創綠色GDP概念;建立綜合指數;即時解讀福利的客觀測度結果
從家庭福利測度來看,現有GDP核算的局限性顯而易見。目前,一些國家解決經濟福利和社會進步測度的辦法有如下數種。
其一,將經濟福利和社會進步眾多指標約化為類似於GDP的單一指標。比如,建立國民幸福總值(GNH)。不丹國王在20世紀70年代宣布,他的目標不是增加GDP,而是GNH。
其二,建立衛星賬戶和社會統計。這在聯合國SNA—2008版本和許多其他國際組織中都有體現。缺點是眾多指標比較分散,不利於綜合評估和國際比較。
其三,拓展現有國民賬戶實踐。完善相關統計技術的前提下,編制“校正”后的GDP指數。
其四,合成必要的分項指數,建立綜合指數。現有很多福利指數屬於這一類型。缺點是在確定分項指數的加總權數時具有主觀性。
其五,即時解讀福利的客觀測度結果,而不是建立福利指數。比如2008年美國政府開始研究建立“關鍵的國家指標體系”,擬在傳統GDP統計標准上新增100多個數據點。
作用
80年來,GDP等經濟總量統計取得輝煌成就,為決策者判斷經濟冷熱、決定政策取向並精細調整力度與節奏提供了依據,GDP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GDP為人們了解、評判和預測經濟運行總趨勢提供了關鍵信息。GDP准確記錄了特定地理范圍內的絕大部分經濟活動,並最大程度地予以綜合,成為診斷經濟總趨勢的關鍵指標。GDP就像燈塔一樣,指引政策制定者判斷經濟冷熱、決定政策取向並精細調整力度與節奏,也幫助企業分析市場機遇和挑戰,做出於己有利的商業決策。
再次,GDP引導市場主體理性決策,有利於經濟平穩運行。典型例子如美國。在1945年之前的92年間,美國經濟出現6次嚴重蕭條,其中最嚴重的是1932年GDP比上年下降13%,平均每次持續約36個月;而在1959年至今的55年間,衰退僅5次,其中GDP降幅最大的是2009年,僅2.8%。
第三,以市場為核心理念的GDP核算不斷完善,對市場良治起到積極作用,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市場化。截至2012年,除個別國家外,市場體制已一統世界經濟,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向聯合國統計司報告GDP數據。
第四,GDP核算為未來加強幸福感測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經濟福利是幸福感最基本的維度,同GDP現有核算重心“經濟生產”的關系密切。因此,幸福感測度將來不論以何種方式推進,都會從現有的GDP核算中獲益良多。
正是因為上述成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認為,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上世紀30年代,GDP等經濟總量指標誕生之時,正是凱恩斯發表現代宏觀經濟學奠基之作《就業、利息、貨幣通論》之際。從此,GDP核算與現代宏觀經濟學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分析的支柱,而宏觀經濟學也成為全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經世濟用的超級“顯學”。
質疑
設計初衷注定GDP非萬能指標,其局限性顯而易見。80年來,GDP受到廣泛質疑,其中有三次高潮,分別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80年代后期和2008年前后
20世紀70年代,面對“石油危機”的巨大沖擊,質疑者認為經濟增長正面臨資源供給日趨“有限”的約束,從而要求GDP指標應更多地關注人類社會進步而不僅僅是經濟成就,並提出經濟福利指標(NEW)等替代指標。
20世紀80年代后期,人類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逐漸顯露,加上歐美增長放緩、經濟不安全感上升,質疑者再次提出GDP的補充或替代指標,如聯合國1990年提出的“人文發展指數”(HDI)。該指數是由GDP、健康與教育成就等非常簡潔的信息綜合而成,提高了人類對生活質量改善等非經濟維度的重視。
2000年以來,人們對部分官方統計數字的信任下降,受此牽連,GDP的可信度也下降了。設計初衷注定GDP本來就不是萬能的指標。事實上,國民經濟核算專家一再提醒,用戶要注意GDP作為社會進步或者福利指標的局限性。GDP本意旨在測度經濟活動,尤其是產生貨幣交易的經濟活動。它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GDP不能充分反映快速變化的經濟結構。服務在經濟活動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但GDP沒有很好地解決服務價值測度中的質量與效率難題。
第二,GDP未能充分反映日益重要的產品質量要義。在某些國家,產品質量的重要性甚至超過產品數量的重要性。GDP核算假設同一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在不同時期是相同的。
第三,GDP未能恰當地利用市場價格。有些市場價格夸大了利潤和產出,形成了“泡沫”,很容易導致危機。有些市場交易價格可能偏離社會的基本估價,比如復雜的金融產品和電信服務。
第四,缺乏資產負債表的配套,高估GDP增長的意義。比如,資源枯竭和自然環境退化,未反映在國家資產負債表和GDP的“折舊”分項中。
第五,知識進步提高了生產力,導致商品消費而非休閑越來越多,會降低幸福感的持續性。例如:休閑活動充滿了非市場行為,但沒有納入GDP核算范圍,盡管它有助於提高人類的潛力。
第六,全球化使國民幸福同本國產出的關系逐漸疏遠。全球化使一國經濟活動對其他國家的損益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如果以損失世界的可持續性為代價,就會降低幸福感的可持續性。
展望
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測度的重心從“經濟生產”轉向“世代幸福或可持續的幸福”。GDP在未來統計系統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但需圍繞“幸福”理念進一步改善
人類社會發展到當前階段,對幸福感的需求越來越大。但是,普通人幸福感或國民福利同生產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幸福包括如下維度的內容:物質生活水平(財富、收入、消費)、健康、教育、個人活動(含工作);政治發言權和治理;社會聯系和關系;環境;經濟和人身安全。可以看到,許多維度在傳統的生產測度中被忽視了。
幸福感測度應以物質幸福為起點。物質幸福/生活水平是幸福的基本維度,直接受實際國民淨收入(考慮折舊、跨境流量、通脹和淨財富)、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的影響。物質幸福同這些變量的關系比同GDP的關系更密切。因此,GDP這一生產測度在未來的統計系統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但需圍繞“幸福”理念進一步改善。
首先,應重視家庭視角。家庭的收入和消費比人均GDP更直接地反映國民物質生活水平。第一,應強化家庭實際收入和消費測度,包括家庭財富、財產收入和實物等非貨幣收入測度。在許多國家,家庭實際收入同人均實際GDP之間的差距可能較大,因為家庭實際收入是人均實際GDP經多項收支項調整后的結果。第二,要充分反映家庭自供服務的測度。這些服務已構成人類經濟活動的重要方面,是家庭幸福感的重要來源。
其次,應全面評估生活質量各指標的不平等程度。無論在任何社會或任何時代,生活質量的各種不平等都會直接有力地影響幸福感。尤其需要加強收入和消費在所有家庭之間的分布曲線測度,以預防或緩解收入和消費差距惡化對家庭幸福感的負面影響。要通過調查評估個人生活質量各維度之間的關系,並據此制定各領域的政策。
幸福感測度要成為各國官方統計的重要內容,尚有漫漫長路待跋涉。物質幸福或生活水平這一幸福感的基本維度及其主要決定因素,是SNA的重點內容。目前,幸福感測度仍分散在社會統計中。
本版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劉仕國、吳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