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3月22日電(記者 楊迪)3月22日-24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年會在京召開,本屆論壇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國”為主題,圍繞新型城鎮化、財稅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建設、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國企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探討。瑞士再保險公司董事長康浩志在出席“2014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透視政府債務風險”時表示,我們需要針對不同的市場分析其公共部門的債務風險,不能以孤立的方式來看待公共債務情況,一定要分析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
康浩志稱 ,不久前給政府的借債行為是認為無風險的,並且認為會帶來無風險利率。金融市場曾經將公共債務作為主要的基准用來衡量其他資產類別的信用風險。
2009年發生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打破了對政府債務的信任,導致對公共部門借貸行為更嚴格的審查,已經証明向政府借債不是無風險的了。美國在2011年8月喪失AAA評級,突然之間財政整頓成為了流行術語。過高的債務被稱為衡量經濟的指標。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了解公共債務風險,但是我們首先需要詢問的是為什麼看似普通的2009年、2010年歐洲債務負債,突然間就成為全球經濟危機的源頭呢?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之前很多歐洲經濟體的公共部門債務並不存在問題,比如說愛爾蘭、西班牙公共債務負擔非常低,而愛爾蘭之前隻有25%,而現在是120%。西班牙當時也只是36%,而現在是100%。導致所謂的歐洲五國,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公共部門債務膨脹,導致引發主權債務危機的因素很多。
他表示,由於經濟增長趨勢比較低,本來看似可以承受的預算規模突然間就變得過大,過度的信貸增長也使得資產和金融泡沫不斷擴大,尤其是建筑部門。因此單一貨幣制度制約了貨幣貶值的措施。市場也從良好的均衡變為不良均衡的狀態,良好的均衡狀態下歐洲主權債務預計不會發生違約事件。在不良狀態下市場會考慮政府的違約率會上升,會完全避開政府債務,因此債務狀況變得無法持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銀行業的脆弱性,2008年以來這種脆弱性已經成為危機的源頭,導致了公共部門債務極具增加的主要因素。在一些歐洲市場雖然寬鬆的貨幣政策降低了融資成本,但是銀行面的資產負債狀況十分脆弱,這使得引債加重了經濟衰退和債務情況。
與此同時為了控制風險蔓延,政府不得不吸收金融部門的部分債務,導致了公共債務顯著增加。這些都表明了公共部門的債務有誤導性,雖然目前的債務水平比較低,處於可控的區間范圍內。但是外部的突發性事件和結構性失調會迅速破壞這種均衡態勢。我們如何管理債務呢?這是我最后一個要點,對於很多方面來說都是重要的話題。2007年債務杠杆有所提高,特別是美國、歐洲和日本,還有亞洲。2007年亞洲不包括日本總債務佔GDP比例是149%,到了2013年增加到了211%,這仍然是低於歐美的債務水平。回顧歐洲的經歷,我相信其公共部門債務增加的風險需要放在更寬泛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考慮。包括歐洲的通縮和人口老齡化,通縮使得管理公共部門債務的動態過程更加復雜化,因為民意的GDP增加將放緩。人口結構變化雖然是潛在現象,但是也在增長和儲蓄水平有負面影響,從而使債務問題更加難以輕鬆解決。
康浩志認為,這些觀點對於亞洲和中國都具有意義,比如說亞洲從2012年初開始生產者價格指數開始下降,這一情況類似於2009年、2010年次貸危機最嚴峻時期。 北亞地區也面臨人口迅速老齡化的挑戰,因此我們需要不同市場,要針對不同的市場分析其公共部門的債務風險。結論就是我們不能以孤立的方式來看待公共債務情況,一定要分析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