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脫媒”加劇,造成了銀行貸款增長放緩,也改變了人民幣貸款與信托、票據、企業債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構成比例。以往,信貸鬆,流動性充裕﹔信貸緊,流動性緊張,人們觀察信貸規模變化,就能判斷出市場流動性的鬆緊。現在,隨著信托、票據、企業債等融資方式的快速“崛起”,特別是這些融資方式所釋放出的融資額,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佔比竟然超過銀行信貸規模。在這樣的情況下,僅僅觀察信貸規模變化,難以對社會流動性狀況作出客觀准確判斷,而社會融資規模則成了非常好的觀察窗口。通過這個窗口,人們容易理解,為什麼在新增貸款少增、社會融資規模大增時,全社會並沒有因為貸款少增而出現流動性緊張、實體經濟資金需求難以滿足的情況。當信托貸款、委托貸款或者直接融資繞開銀行信貸規模,直接注入實體經濟時,它們的替代作用已經改變了傳統融資格局,推升了社會融資規模的指標“地位”。
這一變化,也讓人們更容易理解,當前貨幣政策的實施,為什麼並不必然體現為信貸規模的增長。比如,當10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創近3年間最低值、僅同比上升1.7%,升幅低於9月份的1.9%時,通常這樣的數據意味著中國政府擁有了在必要時進一步刺激經濟的空間,也意味著貨幣當局實施適度寬鬆貨幣政策的空間被打開。但貨幣政策有沒有必要一定採取降息或者降低存款准備金率這類釋放流動性的舉措呢?其實,如果政策多多鼓勵發展直接融資、合理引導影子銀行發展,增加流動性的目標同樣能達到。從這個意義上說,觀察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更能把握全社會資金面情況,也更有利於貨幣政策前瞻性預調微調。徐紹峰
(來源: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