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發基金投資總監談中國轉型成功的兩點願景

近幾年,中國社會各階層普遍迷失了方向:無論是對經濟轉型、環境治理，還是社會管理等各個方面。失望、悲觀與樂觀、進取相互交織。這是一個最糟糕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誠然，過去這些年所積累在社會、經濟生活等各個方面的矛盾和問題不少，其艱巨和復雜程度也超乎想像。如果靜態來看，要解開這些結似乎無從下手，這就是悲觀的所在。回顧我們走過的這三十多年，有多少的溝溝坎坎不都越過來了。靠的是什麼？一是國人的勤奮和智慧，二是國人強烈的思發展的願望，三是政府的決策和執行力。

目前來看，這三個要素仍在，也許未來要跨的溝坎更大，但隻要決策者和推動者（政府）有堅強的改革意志，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著想，著眼於未來的長遠發展，定能凝聚各方共識，推動轉型的順利進行。這也是樂觀者的希望。

從十八大后新一屆政府施政一年的情勢觀察，中國應該感到慶幸！梳理新政府這一年的執政理念和思路，不難發現，從宏觀和大處著眼,從最緊迫處入手，以市場化手段減少震蕩，於無聲處，扎實推進，各項工作的開展給國人重聚了信心和希望。人心齊，泰山移，隻要積極把握當前還算相對有利的內外部條件，扎實推進，持之以恆，相信通過三五年的努力，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將發生比較顯著的變化，屆時再來談論中國夢，也將平添不少底氣。

那麼改革轉型的著力點在哪裡？改革紅利體現在哪些方面？從近年來政府的一系列舉措來分析，我們不妨展望以下兩點願景。

一是政府角色的清晰定位，那就是服務者和監管者。作為服務者，政府為全體國民提供有保障的國防和公共安全﹔為社會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設施和服務﹔為全體國民提供必要的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作為監管者，修訂和完善法律和法規，並依法對社會和市場主體進行嚴格和公正的監督和管理，維護社會和市場必要的行為秩序。法無授權不可為，政府若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隻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則社會和市場各方主體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情況下將煥發出勃勃生機。

回望1978年以來的這三十多年，凡是政府放鬆或管制少的行業或領域，都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成就了一批又一批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遠的不說，近的信手拈來：華為，阿裡，騰訊。如此，則依賴於民間活力的迸發，依賴於13億人口的大市場，依賴於強大的制造能力和大規模較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成就一批有國際竟爭力和影響力的行業和企業將指日可待。從目前的態勢觀察，依托於移動互聯網技術進步的迅猛發展的電商、文化、娛樂和傳媒等行業﹔高技術領域的量子通信、航空制造、艦船制造等行業﹔新能源領域的電動車、風電和太陽能等行業，都擁有巨大的成長空間。其中的一些行業，盡管近年也得到了比較大的發展，但由於政府的過度干預和管制，造成市場的割裂，沒有達到有效的市場優勝劣汰的效果，市場難以出清，優勢者難以脫穎而出，自然其潛力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二是國民價值觀的重構和民主權利意識的覺醒，也可定義為現代公民社會的建立。套用比較流行的現代公民社會理論，認為 “公民社會是非強制的人們的共同社會空間，是基於家族、信仰、利害、意識形態而形成、並且充滿這一空間的關系網絡”。

突破底線的事件屢屢出現，根子在於相當一部分人沒有底線。反思這些現象出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社會的急劇變遷造成人員流動而對傳統倫理社會的撕裂等因素。

中國的轉型,不僅僅是經濟的轉型，同時也必須有依附於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有正當合理訴求的公民社會的建立，將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發揮補充和平衡的作用，同時也有利於對政府和市場主體的不當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政府在推動轉型的過程中,應有意識地積極推動政務的公開透明，引導和培育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和團體的建立，使其積極參與到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中，代替政府從事一部分社會管理的職能，從而在轉型期，使得多元化的各種利益訴求和由此產生的矛盾能在基層加以解決而不擴大，同時也培養了國人公民意識的提高。

誠如此，則我們過去基本失去的傳統倫理、道德、公俗良序，甚至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將成為社會的主流，社會的穩定和諧將不是一種奢望，人人安居樂業，共同推動社會的進步。（作者系廣發基金投資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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