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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中国经济需要转制。转制的过程涉及原来的体系要破坏掉，形成新的体系。新的体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让新的体制有机会产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体系还没有形成之前，不能将旧体制完全破坏掉，需要保持整个系统的相对稳定。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1976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要研究方向：货币政策、金融改革。参加中财办、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组织的多项课题。著有《我国外汇市场改革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现状与产生原因》、《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差额》、《中国金融战略2020》等。
师从国务院参事夏斌和央行行长周小川两位名师，但陈道富内敛、谦虚。
“虽然在经济领域从事了10年的研究工作，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未完全构架起自己的体系。”陈道富说。
1999年，厦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陈道富北上求学，归于著名经济学家夏斌门下。
科班出身的陈道富拿着在学校学习的理论套用在中国经济身上，但经常被老师“打击”。学校学习的理论都是归纳西方经济的运行规律，思想是可以的，但是结论没法套用到中国的实际中。跟着夏斌，陈道富学着把在学校学习的框框都打掉，重新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
硕士毕业之后，陈道富前往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虽然1个学期只能听到周小川的两三堂课，但是站在实践最前沿的经验为陈道富打开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10年的研究生涯，陈道富总结道：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来说两点很重要，一是了解中国是怎么样的，二是学会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东西。
在不断否定和重建的过程中，陈道富不再从概念到概念考虑中国经济问题，而是直接思考现实问题，去了解内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自己的框架。但这个过程很难也很漫长，只能用现实来验证自己的框架是否正确，只能错了就改。
陈道富一直坚持到各地调查，因为他相信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近日，新京报记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狭小办公室内采访了陈道富，此时他刚结束调研回京。
他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大家都期待莫干山精神，因为那是一次创业的过程，是打破计划经济打破大一统的过程。在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期待着二次创业。
经济下行会触发结构调整加速
新京报：经济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经济企稳，这轮经济调整和2008年有何不一样？
陈道富：2008年主要是受到外部的猛烈冲击，这次则是国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外部需求因为欧债危机持续反复，本以为新兴市场国家会保持相对独立对出口影响有限，但事实是出口下滑速度比大家想想得都要大。
其次，2008年危机时中国经济尚处于较为活跃的阶段，2008年上半年还在紧缩调控，而这一轮调整我国经济则处在下行阶段。
事实上，经过三四年的传导，2008年危机后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的积极效果在减弱，一些负面效果开始显现。与此同时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对投资、消费、财政收入的影响开始显现，政策的后遗症慢慢显现。
新京报：实质性的调整是指哪些？
陈道富：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仅仅是一个流量上的调整。这具体表现为，实业投资的吸引力持续下降，企业较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部分产能闲置。但尚未看见企业破产，也没看见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经济上的去产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杆还未充分展开。
近期经济指标间分歧加大，虽然在政府各种政策以及市场观望情绪中，出现一定的阶段底部特征，但经济增长的基础相当脆弱，市场信心严重不足。经济的持续下行或预期的变动，都可能进一步触发经济自我加速结构调整。
打“强心针”时还需配套其他改革
新京报：近期关于政府再出刺激政策的呼声渐起，你认为是否有必要？这种刺激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加大杠杆？
陈道富：关键是中国需要什么？在当前情况下，大规模的政策刺激肯定能发挥作用，但是刺激政策的负面效果越来越大。
首先，过度需求政策不利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存量调整，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恶化原有结构失衡，产生挤出、通胀等不良后果。
其次，刺激政策也不足以真正激发社会主体的信心。刺激政策出台，短期内老百姓和企业可能感受到经济的改善，但是老百姓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非常有限。大家都在期待一种制度的变化，期待调整完之后经济的新一轮起飞。
如果是此时采取一些有效需求的激进改革，可能会发生周期性的调整，但是在没有结构性调整的背景下，反弹也会非常微弱。
新京报：刺激计划就是一剂强心针？
陈道富：简单的打强心针的政策是不够的，与此同时还需要配套其他的改革。
中国经济需要转制。转制的过程涉及原来的体系要破坏掉，形成新的体系。新的体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让新的体系有机会产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体系还没有形成之前，不能将旧体系完全破坏掉，需要保持整个系统的相对稳定。
垄断行业改革是转制突破口
新京报：转制改革已成为市场共识，你也多次提到中国经济需要转制，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方案？
陈道富：由于中国经济起步晚，有后发优势，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一直是“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跑马圈地扩张模式，包括政府金融机构、财税体制等，迅速把各个要素整合在一起做事，但是效率并不太兼顾。
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增长模式到今天负面效果逐渐累积。比如现在超发的货币导致的高房价，由此带来的房租上涨、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逐步上涨。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继续发展的话，难度会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
未来的增长机会在哪？需要更加精细化、提高效率、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来加大分工、降低成本。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工资、提升流程和管理、把不擅长的工种分配出去，分工合作之间的协调越来越多。中国经济需要进入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分工深化的精细化发展新阶段。
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发展机制的转变。转型往往伴随着动荡，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
新京报：怎么“破”，又如何“立”？
陈道富：很多，这些改革千丝万缕，垄断行业的改革可能是破局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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