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滑向“滞胀”？【2】

　　话题二

　　滞胀风险有多大

　　“滞胀”的实质是实体经济已超出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需要而进行大量投资，大幅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一旦经济陷入衰退时，打鸡血、吃鸦片引起的经济繁荣期时所创造的巨额货币供给量便会反映到物价急剧上涨

　　虽然通胀数据尚属于温和通胀，但是通胀的压力没有消除，公共投资的扩大，短期内虽然会制造出较好的GDP增长数据，但也有可能会导致CPI的大幅反弹，这显然是政府和社会都不能承受的，也会导致货币政策更加难以选择。那么，在高通胀隐忧之下，“滞胀”的风险有多大？

　　崔新生：2月中国CPI创10个月以来新高，同比上涨3.2%。这个数据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不仅显示了今年沉重的通胀压力，而且预警了今年可能出现的滞胀状况。

　　2月份CPI数据超过预期，春节因素毫无疑问是重要原因。由于今年春节在2月份，鲜果、蔬菜、水产品和肉禽等食品的消费量增加，加之冬季雾霾天气对蔬菜交通运输也有影响，拉动了价格上涨。这4项食品价格上涨合计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78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70.9%。

　　但是，我们要看到2月份CPI就开始上涨且势头如此之猛的核心因素还是过多货币的投放。去年第三季度开始的货币投放直至今年1月信贷超过万亿元，是造成现在通胀压力急剧加大的主要原因。3月份CPI涨幅回落至2.1%，可是庞大的信贷发放在物价市场的效应通常是滞后的，一般都要在半年之后才能逐渐显示出来。而今年1月的万亿元信贷对物价的刺激作用，起码也得在今年下半年之后才会真正显示出来。

　　从国际因素看，今年的通胀压力也很大。一方面国际货币宽松的大环境预示着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增加；另一方面欧美市场正在复苏，需求开始增加，利好我国外贸出口，但也使外汇占款增加，从而加大通胀压力。

　　“滞胀”的实质是实体经济已超出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需要而进行大量投资，大幅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一旦经济陷入衰退时，打鸡血、吃鸦片引起的经济繁荣期时所创造的巨额货币供给量便会反映到物价急剧上涨。对于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滞胀，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兴起。

　　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各种投资人为制造出天文数字般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引发潜在的通胀压力。当房地产泡沫大到超过社会承受能力时，决策层只能被迫挤泡沫。一旦到了这个临界点，前期创造出的货币，就会逐步以通胀的形式表现在物价的大幅上涨。据统计，房价每上涨1%，物价就要提高0.45%。显然，这种以房地产、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完全无法持续的。

　　孙立坚：确实有很高的滞胀风险。目前通胀预期很强烈，从中国百姓争相购买黄金就能看出，百姓想用高收益的投资来弥补未来高通胀带来的损失。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M2/GDP这个数值很小，说明货币有积压现象。

　　如果把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比作发“面包券”的话，那么老百姓拿到“面包券”没有去买面包，而是将“面包券”投入到房地产、黄金等市场，进行投机；另一些是存入银行，也没有购买面包。这些投机到虚拟经济领域的“面包券”就是迷失的钱，也就是货币沉淀，这也使得面包的价格没有飙升。但是面包价格上涨的预期却在那里，如果有一天大家把房子卖了、黄金卖了，用面包券购买面包，那么面包的价格就会出现实际的大幅度上涨，也就是通胀预期变为了真正的高通胀，再加上经济增速不断放缓，滞胀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话题三

　　如何应对滞胀风险

　　具体来说，只有通过产业升级才能遏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提高社会资本收益率。然而，实体经济的产业升级需要充裕的高素质劳动力和高额的资本投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既然滞胀风险存在，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滞胀危机，而从美国经验来看，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用供给学派的减税等政策对付“停滞”，用货币学派控制货币总量的政策对付“通胀”，具体而言，就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与减免企业税，削减财政支出，放宽管理企业的法令与规章，控制货币供应量等。即通过控制政府开支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来降低通胀率，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与加速企业折旧鼓励工人努力工作与企业投资，并给予企业与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增强活力。美国经验，中国如何借鉴？

　　崔新生：调整货币政策，当然这个调整只能是微调，略微收紧信贷，不能使货币政策有太大波动。然而现在看来，即使微调也有困难。

　　去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下行状态，几次预测已到谷底马上就要上行，可就是不灵，直到第三季度末、第四季度才开始回升。究其原因，还是国家在当时增加了信贷，加大了投资。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1.8%，超过投资的50.4%。在消费贡献率已经大于投资的情况下，仍要靠加大投资力度才能拉动经济上行。此外，今年1至2月由于限制公款消费导致社会消费低迷，今年消费对经济贡献率可能会下降，那么更得依靠投资了。

　　假如过分收缩信贷，大规模削减投资规模，中国经济完全可能重回下行轨道。即使是稍稍收紧信贷，放慢投资脚步，也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速放慢甚至停滞。然而，这个结果也只能使通胀压力稍稍减轻而不能消除通胀，这便会导致“滞胀”的出现。

　　这几年国内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关键时刻要靠投资来拉动的基本局面仍然没能改变。减小投资力度，经济就慢行下滑，加大投资力度就通胀。这样的循环使问题越积越多，其循环周期也越来越短，使得通胀一直伴随国内经济。而长时间通胀的结果是社会资本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

　　因此，一定要对可能到来的滞胀局面有所准备。调整中国经济结构、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脚步不能停，只有真正的转型，才能摆脱有形或者无形的滞胀。

　　具体来说，只有通过产业升级才能遏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提高社会资本收益率。然而，实体经济的产业升级需要充裕的高素质劳动力和高额的资本投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这中间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为了解决滞胀问题，提高企业利润率而压低劳动力工资，只会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实际上是制造通胀削弱货币购买力，剥夺中下层的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受“滞胀”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首当其冲的是血汗工厂一类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和物流业，其次是零售业和批发业等。现在以及在未来我们都能明显看到，沿海地区大量血汗工厂必然关门倒闭。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也是经济滞胀时期的必然结果。

　　所以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要注重企业的长久发展，国家对企业的扶持也是一样，例如此前的光伏产业，国家大力扶持的时候很多企业都蜂拥而至想要分一杯羹，但当光伏行业步入寒冬期时，倒下的企业也比比皆是，导致此行业一蹶不振。所以企业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应该更加注重长久发展。

　　另外，优化产业结构也应该出台一定的细则，没有产业结构深化的调整，滞胀风险可能越来越明显。

　　孙立坚：首当其冲的是降低通胀预期。美国经验中的控制货币总量，中国也应该运用，央行公布的《2013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3.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1%。目前，中国不应该再增加货币供应总量。

　　其次，要打压虚拟经济投机需求，可以通过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等。

　　此外，还可以通过政府共担风险机制，帮助企业生产“面包”，让生产过程吸收从虚拟经济中撤出的资金。

　　宋颂兴：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目前GDP保持7%以上的增速是属于中高速的增长。在发达国家来看，3%至4%的增速已经是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虽然从两位数放缓至个位数，但是与其他经济体比较，增速并不低。其次，避免滞胀的境地，中国经济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以前出口拉动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但是中国内需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

　　如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能够达到沿海地区水平的过程中，就有很多机会。目前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不能走过去的老路，城镇化不仅仅是基础建设，高楼大厦的汇集，缺少了本质，基础建设只是空壳。新型城镇化也需要协调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通过新型城镇化改善农业发展，也能铲除通胀隐患中最令人担忧的食品价格上涨问题。

　　有了新的增长点，内需上来了，那么经济就能完成去库存，消化过剩产能，货币供应与商品供应之间的缺口也有可能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