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之路(观察者说)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增速下滑压力，很大一部分源于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速掉一点不怕，怕的是走老路，是结构调整踏步不前的过快增长。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挑战，解决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关键是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推进经济转型，面对的国际环境如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本期“观察”约请专家就此进行讨论。

　　——编 者

　　全球变局中的中国经济转型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 张燕生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交织

　　党的十八大对当前国际环境有一个重大判断，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这个判断的依据之一，就是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时期，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谁能把握住这个黄金时期，谁就能实现快速发展和弯道超车，如1870—1913年的美国和德国、1950—1973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1990年以来的中国和印度。

　　另一个重大判断，就是这个时期往往还是矛盾和风险凸显期。如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科技全球化阶段时，由于缺少有效的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体系，最终把世界经济拖入了危机的泥潭。为什么美国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却陷入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危机呢？应该说，欧美经济自1990年以来出现的过度虚拟化、泡沫化、福利化倾向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危机触发的全球经济贸易变局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为了解决所谓经济全球化失控问题，在战略上推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变局。一是积极推动两个超大规模的排他性自由贸易区谈判，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试图打造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说，欧盟和美国将一起制定全球标准，在投资、政府采购、非关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环境与就业、竞争性政策、国有企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更严格的贸易标准。二是于2012年4月发布了《双边投资协定2012范本》（BIT2012），除了包括投资待遇的最低标准、最惠国待遇、征收、转移、代位、损失补偿、投资争端解决等传统内容，还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劳工、环境、业绩要求等新条款，试图打造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的范本。三是主导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包括全面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所有服务部门均需对外资一视同仁，试图打造高标准的服务贸易开放的范本。这是国际关系、国际规则和国际格局的一次大的变局。我国如不积极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形成高标准规则的适应能力，就有可能被边缘化。

　　结构调整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另一个重要趋势。美、日、欧的经济复苏短期主要靠量化宽松政策和扩大出口，长期主要靠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的结构调整。美国利用这次危机开始推动10年的结构调整，以使美国经济从过去10年过度依赖金融和房地产带动的结构，重新转换到依赖实体经济。日本和欧洲也在进行这样的调整，如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和欧洲的“2020战略”。其国际代价是新兴经济体发展普遍开始减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如果不加快结构调整、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美、日、欧经济从危机泥潭里爬出来的时候，就有可能陷入困难时期。

　　我国经济进入转型的关键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过去30年的成功模式无法支撑未来30年的发展，必须加快转型。

　　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过去30年我们采取的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后应转向扩大内需战略；转向发展开放型经济，即开放而非歧视性的经济；转向经济国际化战略，即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产业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转变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与过去的战略选择有直接关系。今后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推进城乡、区域及居民基本公共福利和收入平衡发展；进一步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转变政府推动和优惠政策试点的改革模式。过去30多年我们谈的最多的是“转轨”，未来30年我们应更加强调“规范”，即走向规范、法治、公平、透明的现代治理模式。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着力提升实体经济。过去10年形成的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外向型经济发展形成的外贸产能过剩、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风能、光伏等的产能过剩，要经受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减速的压力，经历转型升级之痛。中小企业则需面对缺订单、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规范的严峻挑战。实体经济只有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才能克服产能过剩，实现创新驱动。

　　2012年很可能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元年。2012年我国GDP增速降到7.8%，2013年很可能降到7.5%左右。但是，与2012年减速相伴随的是消费率上升、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上升、研发强度上升、就业弹性上升。这说明，在我国经济减速过程中，结构开始优化，就业开始增加，城乡、区域和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预期我国经济转型将经历5至8年最艰苦的时期，将面对国际需求萎缩、自身综合成本上升、国际摩擦和竞争加剧、经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上升等突出问题。跨过这个艰苦的转型期，我国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黄金30年。这期间，核心问题是我国能不能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体制机制、新的战略和新的结构。应该看到，我们具备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利条件。新型城镇化，尤其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的发展；新型工业化，尤其是创新驱动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尤其是全球投资、全球制造、全球销售、全球服务的国际化生产体系的建立，都会推动需求和消费升级，并诱导供给结构转变。对企业家来说，需要坚守实业、积极创新，在全球配置优质资源，在更加规范、更加公平、更加遵守市场秩序中适应高标准的国际规则。这是决定我国未来30年经济增长曲线状态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