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观察：特斯拉热与中国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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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招商官员很久没有这么兴奋了：23日上午，特斯拉位于浦东金桥的直营4S店揭牌，有望带动新能源汽车关联产业向上海集聚。尽管公众只看到了8辆Model S轿车和略显孤独的充电桩，但是“特斯拉”将其中国首秀选择在上海，留给外界许多想象空间。正如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钟晓敏所说，特斯拉和上海之间还将有“推进合作的动作”。

同渴望引入投资的官员一样兴奋的还有中国股民。这两天，与新能源汽车关联的多支股票交易活跃，“中国联通”更是受到与特斯拉的合作传闻影响，在4月22日盘中触及涨停。从官方、业界、媒体到资本市场，一股“特斯拉”热席卷而来。自“史蒂夫?乔布斯”之后，Elon Musk和他的“特斯拉”有望成为下一个在中国受到追捧的西方商业故事，即便这家公司尚未实现盈利。

相信媒体不日就将思索，中国的Elon Musk在哪里？中国的“特斯拉”什么时候下线？而这恰折射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在进入WTO十三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许多中国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依然有限。与全球化的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尚不具备输出技术、品牌、商业模式乃至公司价值的实力。

即便小米公司多次宣称自己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手机”；但任正非坦言：“一台手机赚30块，算什么高科技，高水平！”（和国内公司相比，苹果在2013年豪取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87.4%的利润。）

经济发展≠金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历史性的发展奇迹。近20年来，国内企业相继走出国门砥砺前行，参与国际间竞争和并购，中国金融、能源、汽车、电子、互联网企业登上国际舞台。

但是，国内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同时，其生产优势还集中在规模效应和成本控制上。在创新和高附加值领域，和国际竞争者尚有不小差距。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发展被简单的等同于规模增长。在不少在企业眼里，发展等同于规模扩大、市值增长。

“金钱发展”的背后，是对人口红利的充分消费，以及环境与社会所支付的高昂成本。与此同时，企业片面追求规模而忽视产业内部的升级与跨产业间的升级，亦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空间。

求规模还是求增长质量和发展潜力？这不仅是政府面对的问题，也是企业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为了一纸漂亮财报，联想1亿美元出售了手机业务。因为这笔交易发生在移动互联网大潮萌动之初，故而被业界公认是联想自成立后所作最糟糕的决定。一年多后，联想又不得不掏出2亿美元将其赎回。

力求扩大规模，联想并购了IBM的PC业务，在2010年至2013年间逐渐攀升至出货量全球第一。但在扩大规模同时，其PC业务利润率在业界排名却一直很低。2012年Q4，联想仅获得全球PC市场6%的利润，而苹果却以5%的市场占有率坐收全球PC市场45%的利润。同期，戴尔和惠普的PC利润也都比联想高。

亚洲开发银行估算显示，一部手机的成本约为190美元，其中多数被美国、日本、韩国赚取，负责组装的中国企业只得到了6.5美元。而为了这6.5美元，中国企业家艰辛守业，还要面对国内日趋走高的劳动力成本。就在这个月，国内大型家电企业格兰仕和格力爆出劳资纠纷，这不是孤立的事件。

如果规模不能带来转型，那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使得中国企业家手里仅有的6.5美元被进一步削薄。中国公司会逐渐感受到，巨大的规模有一天也会变成巨大的负担。

与地方政府曾经追捧的“GDP排名”一样，国内企业也经历了热衷“500强排名”、“市值排名”的阶段。似乎企业规模大了，“升级”和“转型”就不那么急迫。直到苹果的商业故事在国内大红大紫，企业家才喊出“一台手机赚30块，算什么高科技”；直到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出现拐点，国内企业才发现技术储备和发展模式不足以维持较高的利润。

“特斯拉”进入中国之际，国内企业留给资本市场的想象空间依然是“谁会为特斯拉建设充电桩？”这样的国际分工，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严重不符，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力严重不符，与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严重不符。

企业家的困惑和挑战

然而创新转型的道路从哪里来？面对生存压力，多少企业能够保持创业之初的锐意进取？

如果转型仅仅是从OEM、ODM到OBM，那么这样的转型带给企业的获利并没有理论上那样多。企业家们兢兢业业，却只赚到190美元中的6.5美元，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缩水。于是，企业家开始寻找另一种形式的“转型”，其中的一些“探索”值得反思：

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的背景下，有的企业大举杀入房地产，有的则抛出所谓的“国际化”战略，有的则憧憬“淡马锡模式”跃跃欲试。

个别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有待商榷：通过投资渠道，企业家将真金白银布局海外，在中国留下一个债务重重的壳公司。这种“走出去”甚至演化成固定模式：从开曼群岛到百慕大，中国财税官员的地理知识不断丰富。

仔细观察全球产经，每一个世界级的公司，都会有一个中国故事。而国内企业的中国故事难道就剩下“走出去”一条路可走？

国内企业界出现“泛投资化”迹象也需要引起关注。风险资金和股权投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脱离实体经济，甚至拿从银行贷款来的“生产资金”用于金融投机，炒作“比特币”等等。折射出企业家对于实体经济缺乏创业动力。

企业家的困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初，外贸出口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纺织轻工行业。如今，电子和装备制造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攀升，而这些行业对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更高，产业升级和变化更快，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上层楼。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坐标得到前所未有提升。但是当前面临瓶颈：一方面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空间有限，风险很大。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创业活力大不如前，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排列难以上升，综合成本的提高又使企业利润被不断削薄。

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升级转型道路艰难——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中再探中国经济的世界坐标

1978年，我国将经济改革确立为改革的主线，随后在1992年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设立为目标。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人口红利得到释放，举国进入“脱贫致富”的高速发展时期。

比较优势决定了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挖掘了中国劳动力和成本的优势；那么2013年起航的新一轮改革将要释放出中国什么样的潜力？本轮改革能否为中国经济寻找到新的世界坐标？

多名学者指出，即便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但是相较其他经济体，当前中国主要优势主要在于：政治稳定、改革红利、创新和消费潜力。

中国政治稳定、社会有序，这是中国相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扎实基础。

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现代化程度不断推进。新一轮改革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制度、司法环境、资本市场体系日趋完善。自上而下的改革共识与改革实践，将再一次为经济注入活力，是当前中国最大红利。

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600美元，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22倍。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中国改革路线正从“以经济改革为主线”铺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在调结构、稳增长的同时，将“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落脚点。以此为契机，撬动内需市场，是支撑中国经济创新转型的最大潜力。

今天，中国只能从一台手机里赚到6.5美元，中国企业仅能从“特斯拉”的产业布局中分食“充电桩”的蛋糕。面对这样现实，中国企业既不会固步自封，也不应妄自菲薄。

回望1978年，很少有人预见中国会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尽管当前，“中国硅谷”仍然及不上“美国硅谷”；“雷布斯”们赚的比“乔布斯”少；中国制造还没有实力为“特斯拉”安上引擎。但是改革所激发出的市场活力，使得中国和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都有所不同，其内在潜能所散发出的光芒甚至不是其他“金砖国家”所能比拟。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指出：“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1978年，国内人均GDP仅有300美元。彼时，国民经济基础更差，参与全球竞争的壁垒更厚。回望历史、洞察当前，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理由不以更大的魄力和勇气，向改革的深水区迈进，在全球化的版图中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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