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讓法治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主要的原因是制度鬆綁和市場力量釋放，制度鬆綁就遏制了惡法，釋放了公民的自由度和創業空間，同時遵循了自由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市場常識與市場法則。

　　●中國經濟下一步要保持穩定的較長期的繁榮、社會進步，要靠法治來推動。如果說前30多年的改革，更多是靠制度鬆綁，靠一些法律規則的推進的話，那麼現在到了一個全面依法治國、全面用理性的法治來推進改革的一個新時代。

　　●希望開啟一個全面法治的階段，讓法治真正成為黨和國家生活的一部分，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力，成為整個社會文明進步的保障，形成這樣一個法治的環境，也讓法治成為黨和領導人、政府官員和每一個公民的一種基本理念和思維方式。

　　改革開放36年來，所遇到的國內國際的問題、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都觸及到體制性、結構性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要靠法治。四中全會開啟了一個全面依法治國的新旅程，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法治在經濟發展和增長中的作用？如何處理好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的關系？怎樣更好地用法治來推進改革發展？

　　30多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 是制度改革

　　一段時間以來，大家都在探討，中國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背后的深層動力是什麼，法治建設與經濟增長是什麼樣的關系？經濟學家與法學家都在探討這個問題。

　　按照一些經濟學家的解釋，基本上有一個觀點，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政府主導型的改革促進了經濟增長。包括張五常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高增長是因為縣域競爭、地方競爭。但從法學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個解釋不太准確，中國三十六年的經濟改革成功、經濟增長，我認為其主要動因是制度原因。改革開放前，特別是十年動亂當中，中國經濟的停滯甚至面臨崩潰其原因也應歸咎於制度原因，即原來惡的制度，原來的惡法與人治束縛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增長，束縛了中國社會文明的進步。

　　有一些思想家早就注意到了制度和經濟增長的內在關聯。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闡述了“理性的法律制度”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前提的觀點。諾斯認為，世界各國之所以分為富國窮國，主要取決於各國制度的質量，富國形成低成本制度。科斯認為保護產權、確保合同得以履行是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的前提。哈耶克認為“自發秩序”使得經濟發展更加迅速，“自發秩序”指的是普通法的支持和私人商業的自由。拉波塔、洛佩茲·西拉內斯、安德烈·施萊弗和羅伯特·維什尼四位學者，根據法律與金融關系的研究，得出英美法系國家的經濟比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發展更快，是前者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護質量的結論。

　　我們學術界和理論界對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應該說有了很好的解釋，經濟增長背后的真正力量實際上是法律。中國30多年改革的實踐証明，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主要的原因是制度鬆綁和市場力量釋放，制度鬆綁就遏制了惡法，釋放了公民的自由度和創業空間，同時遵循了自由競爭、價高者得和優勝劣汰的市場常識與市場法則。但是，僅僅依靠自然法則還不行，還需要理性的法律制度的支撐。這次四中全會特別提到，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不斷建構良法即一些符合市場交易需要的法制和遏制惡法的過程，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中國進入靠法治推動發展的時代

　　三十六年改革，我們實際上經歷了從人之治到政策之治，再到法律之治這麼一個過程。一方面是舊的制度的鬆綁，另一方面是新的制度在不斷地在推進市場交易，界定確認產權，保護合約履行。

　　中國的國家治理改革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978年到1993年是第一個階段，1993年到2004年是第二個階段，2004年到2014年是第三個階段，現在開始是第四個階段。

　　1978年到1993年這樣一個階段，基本上還是一個政策之治的階段，主要是靠政策來治理國家，可將其稱為政策治理或政策之治階段。原來舊的一套體制，專制與人治，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一個大束縛。當時有人治與法治的大討論，也出了一些以刑法為主的法律，這是理念上解放與批判的階段。那個時候主要依靠黨中央、國務院的文件，來推動包括國有企業改革的經營承包、股份制改革、兼並破產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一些改革。

　　1993年以后確立市場經濟制度，有了一些初步的市場法制，如企業法、公司法、証券法等，但主要是依靠政策來推進經濟改革，是黨的改革文件和政策之治的階段。准確地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開始講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由於要搞市場經濟，所以法治的作用凸顯出來。但1993年到2004年這十年間，只是感受到法治的重要，對於法治的作用的發揮，對於法治的必要性的認識，還隻在醞釀階段、起步階段或奠基階段。

　　2004年開啟了政策和法治並舉的這樣一個治理階段。2004年修改憲法，不僅在經濟制度上確立要保護私有財產權和公有財產權同等保護，我國憲法上也增加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特別是加快了市場經濟法治的建設，如2005年按市場經濟的理念修改了公司法、証券法，2006年通過了我國第一部市場經濟的破產法，2007年通過了物權法、反壟斷法、勞動合同法，2008年通過了國有資產法。但是，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只是法治建設的一個環節，法律的有效實施才是煥發法律生命力、維護法律權威的關鍵。

　　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2014年的四中全會決定是一個新起點。中國下一步要保持穩定的較長期的繁榮和社會進步，還是要靠法治來推動。如果說前三十多年的改革，更多是靠制度鬆綁，靠一些法律規則的推進的話，那麼現在到了一個全面依法治國，全面用理性的法治來推進改革、推進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新時代。因此，從現在開始，希望開啟一個全面法治的階段，讓法治真正成為黨和國家生活的一部分，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力，成為整個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很好的保障，形成這樣一個法治的環境，也讓法治成為黨和領導人、政府官員和每一個公民的一種基本理念和思維方式。

　　用法治來推進 全面深化改革

　　如何解決好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四中全會公報與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專門講到了這個關系，有三個概念，即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第一個概念就是如何使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第二個就是重大改革要於法有據，第三個就是要用法治推動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

　　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法治引領，以法律轉型來推動經濟和社會轉型。四中全會公報裡面也提到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所以原來說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次四中全會就不僅是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了，而是提出要建立形成完備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個“法治體系”，雖然跟原來的“法律體系”提法上是一字之差，但是實質上卻有很大差別，現在講的法治體系，應囊括完備的立法、嚴格的執法、公正的司法和全民守法這四個層面。

　　下一步立法壓力會比較大。我國雖然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但是原來的法律，我稱之為一級法，或者說更多是一些理念性的法律，且法律條文更多的是理念原則，一些方向性的東西，條文比較原則化，線條比較粗。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是細化二級法、三級法了，要更加細致的科學的立法，法律更加具有操作性，更加與三中全會決定當中六十項改革任務、三百多項細目改革，以及與我們普通人的社會經濟生活能夠聯通起來的這樣一些具體的法律。這就對立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們要切實提高立法的質量，科學立法、民主立法，讓法治在未來的深化改革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要求立法部門在立法的方式和程序上作出一些新的變化和回應，使立法與改革相協調、統一。

　　現在全面深化改革決策與實施過程當中，已經有一些改革試點，試點地區、城市、領域、項目，現在都在陸續展開。如何做到改革於法有據，這個過程當中，就特別要注意處理好法治與深化改革的關系。

　　一方面改革要尋求突破，要擺脫舊制度的一些束縛。另一方面，改革又需要法律做依據、做支撐、做保障。這兩者關系如何協調好處理好，這並不容易。所以立法機構要加強法律的立改廢釋這樣的工作。法律空白的領域要加強立法，加快填補法律的空白﹔現有的法律不適應改革的，要加快修改﹔一些惡法要盡快廢掉﹔對於現有法律當中，一些不清楚的條文，要做司法解釋，加強解釋的工作，釋法工作應符合四中全會的法治精神和原則。

　　所以下一步要用法治來推進改革，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法律程序、法治理念來推進改革，讓法治成為改革的價值目標與動力機制，用良法善治來提高國家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