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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了愛情也毀了想象力
黃益民的朋友楊延平也趕上了商品房“頭班車”。
2002年，楊延平花17萬元在濟南市七裡河附近買了一套110平方米的頂層閣樓，貸了十多萬，還貸期15年。由於兩口子工作不穩定，這筆貸款至今還背著。
1992年，楊延平從山東工藝美院畢業后，選擇了做自由職業者，畫畫謀生，但事業發展不順，兩口子為錢的事經常吵架。
2006年，楊延平注意到一組名為《包袱》的藝術作品，該作品表現的是房奴的生活。畫面中，一身職業裝的男子面色憔悴，挎著公文包的他與眾人排隊擠地鐵，在CBD核心區行色匆匆。身上背負的巨大房屋模型，讓這名男子始終佝僂前行。
“上面畫的，不就是我嗎?”《包袱》這件作品，讓楊延平產生了強烈共鳴。不敢旅游，不敢生病，過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個月先把還房貸和交社保的錢留出來。“患得患失、斤斤計較、唯唯諾諾，活得一點不像個藝術家。”楊延平自嘲。
40歲時，楊延平去杭州中國美院讀碩士，想拿張文憑增加競爭力。西湖邊的詩意生活很符合他這個畫畫的胃口，但杭州房屋均價已經達到3萬了，畢業后能不能在杭州待下去，房子是個大問題。
楊延平為房子付出的“機會成本”，西班牙《世界報》曾這樣描繪:“高房價毀滅了年輕人的愛情，也毀滅了年輕人的想象力。他們本可以吟誦詩歌、結伴旅行、開讀書會，而現在，年輕人大學一畢業就成為‘中年人’，為了柴米油鹽精打細算。他們的生活，從一開始就是物質的、世故的，而不能體驗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種面向心靈的生活方式。”
依著楊延平的個性，當個有酒喝的流浪畫家或許更符合“真我”，但做房奴十余年，人生最重要的十余年獻給了房地產，“這是一種對青春的掠奪”。
這樣一種“被掠奪感”，隻會加劇個體的焦慮，從楊延平的焦慮到房奴群體的焦慮，進而加劇整個社會的緊張感。
按照國際標准，月收入的1/3是房貸按揭的一條警戒線，越過這條警戒線，將出現較大的還貸風險，並會造成買房者在生活中的長期壓力，影響正常消費，家庭生活質量下降，甚至讓人感到被奴役般壓抑。
楊延平的幸福感被消減，但畢竟他有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這也是市場化通過提高效率促使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表現，但它付出的代價，是對社會文化的破壞，包括精神上的衰退、對理想追求的淡化。
“但是，你還有別的選擇嗎?”楊延平說，當大多數中國人把買房看成獲取安全感的重要手段、房子成為家庭穩定的基石時，還有誰那麼容易逃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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