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榮融：國企改革不能走回頭路

（李榮融：國企改革不能走回頭路） 網絡配圖

“現在(國企)日子好過了，我內心最擔憂的是改革走回頭路。”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近日表示。他沒有明確指稱到底誰想往回走，不過，他反復強調，國企改革其實很簡單，就是要以政企分開為抓手，充分發揮市場調配資源的作用，不能讓政府審批的手亂動。

李榮融是在自己的新書《遵循規律辦企業》發布會上作上述表示的。該書集納了他任職期間的100多篇講話稿，以國企改革為綱，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的完善進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好國有企業，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借鑒，也是世界性難題，隻能在實踐中探索和認識，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才能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搞好國有企業的路子。”李榮融在書序中說。

2003年春，國務院成立國資委，李榮融出任第一代“掌門”。其時，他已然認識到“國有企業改革20多年來，能改、好改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在以后的8年中，李榮融帶領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樹規立矩，多有開拓，為國企(尤其是央企)的大發展鋪設基石。在其主管國資委的8年中，中國有35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央企營業收入、實現利潤、上繳稅金年均增長率超過20%。

不管是在職還是離任，李榮融都深感國企發展的內外壓力，他在書裡書外既為國企發展出力，也為此中體制辯護。

國企改革前提是政企分開

在發布會上，李榮融說，他在國有無錫油泵嘴廠做廠長時，曾經向政府跑過一個項目，光審批就弄了8年。“幸虧當時我們採用的工藝還比較先進，不至於一投產就虧損。”他認為，2002年以前的國有企業體制就是不負責任的體制，誰都想攬權，出了問題誰也不擔責。

他還以鋼鐵調控為例批評政府之手的扭曲。多年以來，粗鋼的產量一直是政府調降的對象，可是越調越高，從4億噸調到了11億噸，導致嚴重過剩，全行業在微利和虧損中掙扎。“誰負責？你找得到負責人嗎？”李榮融問。

正是有此深刻感受，當記者問及國企未來走向時，他毫不猶豫地說：“接下來國有企業改革抓什麼，我認為很簡單，就是以政企分開為抓手，來檢查各個部門。關鍵看有關政府部門有沒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如果老是讓審批發揮作用，那就錯了，方向反了！”

這是他一貫的態度。4年前的華東六省一市國資工作交流會上，他也曾表示：“《企業國有資產法》正式實施后，各地應該對照它，把已經出台的各項法規好好梳理。不管你授權給誰，政企必須分開，政資必須分開，不分開就埋下了一個腐敗的陷阱，這是無數例子証明了的。制度設計不好，就容易出問題。”

李榮融認為，國企機制的改革不能少，不管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要攻克的課題就是公司治理結構，因為以往的安然倒閉，愛立信、諾基亞、摩托羅拉的虧損，到現在索尼、鬆下等日本企業出現問題，源頭都是公司治理出現了危機。其核心則是董事會的建設，完善委托代理關系，既激勵經理人奮力向前，又防止其獨斷專行釀成大禍。

長期以來，中央企業存在著“有任命沒有任期，有職務沒有考核，薪酬同業績不挂鉤”的現象。在國資委成立以前，有的企業虧損了，領導卻還拿著115萬元的工資。這樣的結果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對此，國資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考核央企和負責人，尤其是實施了經濟增加值的考核，既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又給予足夠的約束。

對於央企負責人薪酬，李榮融的觀點是“該給的要給”。國企要和民營、三資企業競爭，薪酬水平上不去就會淪為人家的人才培訓基地。像中國石化、中國航空等企業負責人的年薪一度不足10萬元，中核工業、中國石油等不足20萬元，這種激勵不足直接導致了人才的流失。為此，國資委成立后普遍提高了央企負責人的薪酬。不過，李榮融也強調，“絕大部分國有企業領導都是黨員，還要講貢獻、講覺悟，履行黨員義務”。

國企競爭力來自市場化改革

近些年，國企(尤其是央企)的大發展有目共睹。不過，其根源分析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少學者指出，這背后其實是國企獲得超國民待遇，主要靠政策保護和市場壟斷取得巨額收入，是一種不公平競爭導致的結果。有人還通過經濟分析稱，如果剝離了國企從政府那裡拿到的好處，其實它們的增長是負的。

對於這種批評，李榮融表示不能認同。他認為，現在的體制與過去的老體制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國資委成立后，國家成了國企的股東，企業到銀行貸款並沒有利率優惠。在市場上，產品也不會因為是國企生產的而更受青睞。如果沒有市場經濟的的洗禮，國有企業不可能發展這麼快，競爭力來自市場化改革。

“市場經濟的規律就是優勝劣汰，所以現在的企業成功與否，我認為都是競爭的結果。如果國企發展不好，也得退。這幾年並不是所有的國有企業都發展很好，也有退出的，如三九集團。”他說。

至於壟斷，李榮融更是不同意。他認為，央企的問題不是在壟斷上，而是在產業集中度太低上。比如鋼鐵業，美國、日本和韓國鋼鐵業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這3個國家鋼鐵業集中度都很高。2007年，美國前4家鋼鐵企業佔有市場的69%，日本是74%，而韓國更是高達89%。中國前4家鋼鐵企業僅僅佔有市場的35%。

“從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國外在重要行業的壟斷經營比較普遍。比如石油行業，在世界主要50個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中，76%的是一個國家隻有一家石油公司，屬於完全壟斷型﹔20%的是一個國家有少數幾家石油公司(一般不超過3家)，且石油公司都有各自的經營領域，相互重疊的很少。” 李榮融表示，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來看，企業面臨的競爭早已突破一個國家的范圍成為國際競爭，必須從全球競爭的角度來看待和分析壟斷問題，“要更加重視從維護國家利益出發反壟斷。維護國家利益就要維護本國大企業利益。”

他再次給記者舉了波音兼並麥道的例子：1994年，當空客的訂貨首次超過波音，佔市場份額48%(波音為46%)時，波音公司受到了極大的競爭壓力甚至感覺到了恐慌，為了形成對空客的更大競爭優勢，波音公司提出並實施兼並麥道，美國政府就批准了，因為這本身就是政府意志和國家利益所在。

他還提醒公眾，世界上除了中國，沒有哪個國家在管理這麼大規模的企業國有資產，我們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不過，李榮融倒是不反對市場競爭。他明確支持，市場中的各種主體應該享有公平的待遇，不能歧視任何所有制性質的企業。“起跑線要拉平。我相信，越公平越精彩！”

國企性質注定承擔社會責任

李榮融非常重視國企的形象問題。早在2003年，國資委剛剛成立之時，他就在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強調，央企要做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率，提升企業形象。

在其新書中，李榮融坦陳心聲：“‘社會責任’這個詞很美好，但在國內外爭議比較大，有的認為企業唯一責任就是賺錢贏利。有的認為企業還要承擔更多的環境社會服務職能。在國有企業由於歷史原因還承擔大量企業辦社會職能的困難情況下，國有企業怎麼履行社會責任爭論更多。我始終認為，國有企業因為其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必然要承擔社會責任。央企要努力以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經濟社會中的健康力量和骨干中堅，更多地關注資源環境，更多地造福社會。”

他還提醒國企在履行社會責任上要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結合企業實際，積極履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應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