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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 稱任何一種調控都不可能有百利而無一害，
■ 要考慮可操作性
周小川總結的新世紀以來中國貨幣政策的10個特點
● 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還是普遍存在“過熱沖動”，需要始終強調防范通脹。
● 中國貨幣政策採取多目標制：第一保持低通貨膨脹，第二推動經濟合理增長，第三保持較為充分的就業，第四維護國際收支平衡。
● 高度重視金融機構的健康化，強調在線恢復和緊急救助。之所以“在線恢復”，因為“中國這麼大經濟，金融服務又不足，你讓他停下來，經濟發展會受影響，既要帶病干活，同時一邊干活還要自己修理”。
● 貨幣政策的手段上，從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逐步轉向更加市場化的手段。
● 適應亞洲金融危機后的變化，准確把握匯率改革進程。
● 中國階段性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兩個順差並行時間比較長，貨幣供應量明顯加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有效運行首先一個基點就是做好這個流動性對沖。
● 率先啟動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豐富了貨幣政策的工具箱。中國貨幣政策運用，包括多種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工具、存款准備金率、對資本的要求、對監管的要求、杠杆率、流動性覆蓋率等很多工具。
● 配合金融改革進程來把握利率市場化和利差形成。
● 應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貨幣政策快速反應、力度充分、適時退出。
● 不斷測算產出缺口、潛在增長能力和供求結構匹配性，再根據情況的變量一起來更好地指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未進入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名單的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行長周小川，近3天連續兩次對國內貨幣政策思路作出詳細闡釋。
11月17日，周小川在2012財新峰會上總結了新世紀以來貨幣政策的10個特點，稱“總體來講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還是普遍存在‘過熱沖動’，需要始終強調防范通脹”。他同時稱，金融宏觀調控要有大的思路，要前瞻性謀劃和設計調控的策略和方法，把握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11月18日於北京召開的首屆金融街論壇上，周小川再次對貨幣政策前瞻性作出詳細闡述。他表示，國務院對貨幣政策的要求過去一直是科學性、前瞻性和統籌性，與此同時也提出了針對性、靈活性的描述，要防止調控的時候出現超調。
“前瞻性判斷並不容易，會有很多爭論。”周小川說，“任何一種調控都不可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也要服從於系統特性的描述，可能有過沖，有超調，也會有震蕩。”
上述表態被認為是周小川對一些市場質疑的公開回應。
過去10年來，市場不停質疑國內貨幣政策的滯后性，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於上半年已開始顯現，國內企業利潤出現下滑趨勢，但央行上半年6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這被廣泛認為加劇了危機。2008年下半年，國內貨幣政策急掉頭，開始“保增長”，央行從9月份開始連續5次降息216個基點，並向實體經濟投放大量貨幣，這被認為遠超經濟增長需要，給近兩年國內通貨膨脹埋下隱患。在貨幣政策爭議聲中，2011年7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公開提出，避免貨幣政策的滯后效應與多種因素疊加，對下一階段實體經濟產生大的影響。
現年64歲的周小川於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長，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任央行行長一職時間最長的官員之一。作為中共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他今年未出現在十八屆中央委員名單中。英國金融時報分析稱，周小川很可能會在幾個月內退休，由某一名中央委員接任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日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說：“年紀大了，總是要退休的。”
“吃藥肯定有副作用”
周小川在兩次演講中，都提到了2008年備受社會爭議的國內貨幣政策。周小川認為是外部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在昨天的論壇上，周小川說，“2008年，從中國經濟來講來看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也有一點像自由落體，像一個台階一下子就下來了。”
在此前的財新峰會上，周小川給出的回應是：“應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貨幣政策快速反應、力度充分、適時退出。”
周小川說：“2008年9、10月份危機深化，有人用的詞叫自由落體，金融市場崩潰，在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措施應該表現出果斷，出台要及時，不能拖拖拉拉，如果拖拖拉拉的話，你起不到抑制的效果。同時信心是傳染病式地下滑，你就不能夠鞏固信心。”
“在2008年11月上旬，我當時還記得，我們在巴西聖保羅開G20(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我們手裡准備一個稿子，要宣傳中國的一攬子刺激計劃，當時還沒有公布，就在開會的最后一天公布了，我們就可以說，中國是怎麼考慮的。”周小川說，“首先反映要快，力度要充足。力度究竟怎麼合適，不知道，因為危機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要計算什麼是最合適的，不容易，總體力度大一點，比力度小一點好，當時有一個形容詞，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我們按照數學的描述是符合當時的決策。”周小川說，“大力度地防范危機的這種調控，我們說凡藥三分毒，吃藥肯定有一點副作用，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現，我們要強調適時退出。大家看到中國成功應對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率先復蘇，而且復蘇是相當強勁，但是在復蘇后期有通貨膨脹抬頭、CPI增長的這種反應。但總體來講，中國適時將貨幣政策回調為中性或者回調為正常的貨幣政策，總的來講行動還是比較快。”
周小川並不諱言當時的貨幣政策有滯后性。
周小川說，“我現在回顧起來，如果能夠再做快一點，也許更好一點。現在可以說，當時爭論是非常激烈的，關鍵在於前瞻性判斷並不容易，就會有很多爭論。人民銀行具體來講，針對這個情況的變化進行動態微調是2009年第三季度。爭論還不斷，但是有一些調整已經做出來。2010年秋天，就是我們說的在准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時候，中央已經正式決定將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回調為穩健的貨幣政策。2011年就正式引入了宏觀審慎手段，所以這個也是貨幣政策應對危機過程中一個特點。”
“目標不同，策略不同”
周小川昨天還從反饋控制理論對過去多年的貨幣政策操作作出解釋。
反饋就是由控制系統把信息輸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結果返送回來，並對信息的再輸出發生影響，起到控制的作用。
按照此理論，在經濟危機中，監管根據經濟狀況作出的前瞻策略，作用於宏觀經濟，宏觀經濟會同時反作用於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的反復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最終形成的結果可能受到各種變量的影響。
周小川表示，在面臨多變量的情況下，比如說中國的貨幣政策，觀察的系統狀態變量既有經濟增長率，又有通貨膨脹率，又有就業，還有國際收支平衡。央行使用的工具也不是一個，有利率、市場准備金率、央票、回購等這些工具。在使用這些工具的時候，這個市場就會變得復雜，計算也可能變得復雜。要做的努力是盡量把這種復雜的系統簡化，使得溝通比較容易，操作也比較簡單。
在闡述宏觀政策操作的復雜性同時，周小川還提出，在評價宏觀調控結果的有效性時，評價指標也非常重要。
在周小川看來，有兩個指標。第一個就是穩定性。比如，如果中國希望GDP穩定在8%高一點，這是一種衡量。還有就是資源最節省的調控方式，浪費最小、成本最低。“實際上本次金融危機，有些國家的調控策略可能存在這種考慮，因為有些國家財政狀態不好，不可能有能力，所以它追求政府使用比較小的力氣或者最小的成本來實現經濟的復蘇。”
他表示：“設定了不同的目標函數以后，就會有不同的調節的宏觀調控的策略。比如說本次金融危機產生以后，(我們的)目標是希望以最短的時間實現經濟恢復到原有的描述。我們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最大的差距就是有的國家是使用反應很快的辦法，但是另外一些國家是使用非常緩慢的辦法，你不要著急。”
“這兩個辦法相互之間，反應快的說你看你的動作這麼慢，沒解決問題。動作慢的人說，你那個看著非出副作用不可。你那麼快的話，也沒有看准，實際上就是剛才所說的系統特性當中必然有優點也有缺點，相互之間可能也有批評。”周小川說，“我認為每個單位，不管你站在哪個層次上，都有一個調控的問題，從調控上來講，不僅在概念描述上要清楚，同時還要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新世紀來貨幣政策回顧
周小川還在財新峰會上總結了新世紀以來貨幣政策的十個特點。被普遍認為是周小川對自己的工作總結。
他表示，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還是普遍存在“過熱沖動”，需要始終強調防范通脹。另外，中國貨幣政策採取了多目標制，這些目標包括保持低通貨膨脹、推動經濟合理增長、保持較為充分的就業和維護國際收支平衡。第三是高度重視金融機構的健康化，強調在線恢復和緊急救助。
另外，貨幣政策的手段上，從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逐步轉向更加市場化的手段，這是周小川總結的第四個特征。他說：“現在大家比較常用的辦法說是價格型工具還是數量型工具，但是價格和數量型如果用得好，都是屬於市場化的調節手段。”
周小川也提到了匯率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
“我們採取匯率改革的時候，需要考慮一些改革秩序的問題，當時主要問題是，究竟先搞大型商業銀行的改革，還是先搞匯率改革，還是先搞農村金融改革，應該說中國還是比較重視實體經濟，重視微觀基礎，所以當時選擇先從金融機構改革開始。”
周小川將中國貨幣政策第六個特征歸納為：階段性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兩個順差並行時間比較長，市場流動性明顯過剩，同時帶來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因此很多年來，我們很多學者密切關注如何做好流動性對沖的問題。”
對於第七個特點，周小川認為是率先啟動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豐富了貨幣政策的工具箱。“我們也可以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在逆周期調節過程中使用一些和中國經濟特點有關的指標和調控工具，總的精神是和宏觀審慎調控是一樣的。”
周小川對自己金融危機時期的工作總結為：“應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貨幣政策快速反應、力度充分、適時退出。”
最后一點，周小川提出不斷測算產出缺口、潛在增長能力和供求結構匹配性。他說：“我們部分價格存在著扭曲，存在著傳統計劃經濟留下來的一些影響，還存在總供給總需求結構上的失配，因此需要在這種條件下來衡量產出缺口，再根據情況的變量一起來更好地指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