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貨幣政策隻關注低通脹會對改革造成抵制

　　“要防止（貨幣政策）調控的時候出現超調，同時有的刺激性政策要適時的退出。”央行行長周小川在18日舉行的2012年金融街論壇上稱，這次金融危機大家提出來，貨幣政策要進行逆周期的調控，不能太過於順周期。國務院對貨幣政策的要求過去一直是科學性、前瞻性和要求性，與此同時也提出了針對性、靈活性的描述。他在17日舉行的2012財新峰會上強調，貨幣政策如果隻關注低通脹，會對改革造成抵制。

　　要有效的選擇調控工具

　　周小川指出，具體而言首先就是調整的方向，另外就是數量，還有就是時間特性，先調快后放慢，還是先調慢后放快。還有就是在多變量的時候，在多個調控工具的時候，要有效的選擇調控工具。

　　“所以實際上經濟宏觀調控系統的利弊得失應該進行比較，這個溝通是非常有用的。”周小川說，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提出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系統的順周期性，成為了這次危機的重要原因。

　　周小川強調，中國的貨幣政策，觀察的系統狀態變量既有經濟增長率，又有通貨膨脹率、就業，還有國際收支平衡。使用的工具也不是一個，有利率、存款准備金率、央票、回購等這些工具。在使用這些工具的時候，市場就會變得復雜，計算也可能變得復雜。但是人們所做的努力還是盡量把這種復雜的系統盡量簡化，這樣使得溝通比較容易，操作也比較簡單。同時，還有一個指標就是如何檢查貨幣政策的調控是否有效，還有一個評價的函數。這種貨幣政策工具箱的變化導致了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增加變量改進調控效果

　　“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現在提出了一些新的變量和工具，例如流動性覆蓋率、杠杆率等等內容。”周小川說，這些內容中國也是率先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試行，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就確定了使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2011年人民銀行也向所有金融界各大銀行給出了宏觀審慎框架的一個初步的計算公式。這個計算公式在自變量方面包括了若干的狀態變量和變化的數據，比如說國民經濟增長多少，銀行貸款增長多少，資本充實率現在是多少，現在的流動性指標怎麼樣。有了這些指標，就可以通過反饋的形式計算出一些指標性、調控性的目標。與此同時，這是一個兩層的調控，假如銀行的狀況偏離了這種反饋調節狀態，央行還可以用差別存款准備金率來給予一種激勵，希望能夠達到那個調控的狀態。所以從這個角度解釋，宏觀審慎調節框架是在過去原有的反饋調節系統的基礎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觀察變量和調控工具，使得它中間同時也是工程化的，也是定量的，有方向的，也有時間特性的，用這種辦法來實現經過金融危機以后改進的貨幣政策調控。

　　周小川強調，對於中國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當中採取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調節，可以講實現了率先復蘇，而這個復蘇在全球也是很受鼓舞的，提振了信心。但是同時也要認識到，任何一種調控都不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也要服從於系統特性的描述，也可能有過沖，有超調，也會有振蕩。如果振蕩希望它是一個衰減的振蕩，這樣這個系統能夠比較快的實現穩定。

　　貨幣政策採取多目標制

　　周小川表示，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普遍存在“過熱沖動”，所以貨幣政策始終需要強調防范通貨膨脹。

　　他同時表示，貨幣政策實行多目標制，首先還是因為中國經濟處於轉軌過程中。央行的貨幣政策要保持宏觀經濟主要指標的健康，同時必須推動改革開放。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不易實現，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將始終處於不健全、不健康的狀態。如果隻關注低通脹，會對改革造成抵制。

　　周小川表示，新世紀以來，中國一直處於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面，這與當年亞洲金融風暴沖擊的歷史經驗有關。雙順差會導致流動性投放過多，對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產生重要影響。與其被動地考慮通脹，不如把國際收支平衡當作貨幣政策的一項目標，這樣能更主動應對。

　　“貨幣政策手段運用上，是從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逐步轉向更加市場化的手段﹔應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國貨幣政策的特點是：快速反應、力度充足、適時退出。”周小川在總結新世紀以來貨幣政策時表示。記者 閆立良

(來源:証券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