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媒體証券資訊頻道執行總編輯兼首席新聞評論員鈕文新一篇“取締余額寶”的博文在業內引起轟動。2月24日下午,鈕文新向“金融民工”微信號供稿再次表達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余額寶不要打著改革的旗幟綁架公眾利益。他表示,之所以呼吁“取締余額寶”,正是出於國家宏觀經濟利益的立場。
我挨罵了,什麼話都有,很慘!可以理解,其實從罵聲中,我更多聽到的是對銀行的怨氣。我也經常痛斥銀行,但我的立場是實業,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業不僅和西方銀行業學會了嫌貧愛富,而且學會了如何壓榨實業,但風險控制,尊重股東權益、大比例分紅的品行反而沒有學會。記得,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之時,內資銀行擔心它們會搶走貸款客戶。但不曾想,人家來了不搶貸款客戶,而搶的是“富人銀行業務”。結果,國內銀行也開始提高富人服務水准,而小老百姓越來越不入它們的法眼。
當今銀行卻有這樣的特點:所謂“二八特質”。80%的存款是富人創造的,80%的利潤是大客戶創造的。這樣的利益格局,驅使銀行必然嫌貧愛富,小老百姓能夠獲得的銀行服務質次價高。如果說,“互聯網金融”可以提供質高價低的銀行服務、能夠更好地為我們這些草根服務,那我不僅認同,而且為之歡呼。那才會對傳統銀行構成平等的、有效的競爭。
但現在的問題不是這樣。所謂的“互聯網金融”僅僅停留在貨幣市場當中,它們通過構建很高的收益預期和方便的互聯網通道,從銀行把老百姓存款吸出來,制造銀行系統的流動性緊張(供不應求),拉高存款利率,然后再以協議定存方式把錢存給銀行,並從中漁利。老百姓歡迎,因為自己獲得了更多的存款收益﹔余額寶及貨幣基金高興,因為它們瞬間獲得了巨額集資,並以越來越大的基數獲得贏利﹔銀行哭了、渴了,是因為它們的利潤被蠶食了。
老百姓隻看到了這些。這有什麼不好?問題是,判斷市場問題,我們不僅需要從參與主體各方利益的立場出發,同時還需要有一個更重要的立場,那就是:國家宏觀經濟利益的立場。我之所以呼吁“取締余額寶”,正是出於國家宏觀經濟利益的立場。有人會問,老百姓的利益不就是國家利益嗎?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有時卻有矛盾。舉一個極致一點的案例。“金三角”地區的老百姓幾乎以種植鴉片為生,老百姓不管這些鴉片最終變成毒品還是藥品,他們隻管種了賺點錢。但這樣的“賺錢”政府要不要管,無序的種植要不要被取締?取締了會不會傷害當地百姓的利益?
那麼,站在國家宏觀經濟立場上,我們應當如何判斷“余額寶商業模式”的對錯?我們先來看這樣一個例子。假定糧食購銷系統是壟斷經營的,現在有位大亨設計了這樣一套玩法:所有老百姓都可以參與,一斤可以參與,1萬噸也可以。市場上2元一斤賣糧,而我保証以2.2元一斤收購。同時大亨承諾,日后賺的錢,我隻留10%,而余下的利潤都將分配給參與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這件事可以一夜之間讓所有中國人知道,而且大亨有辦法讓老百姓身不動、膀不搖坐在家裡交了錢就等著分紅。
一旦上述游戲開始后,會發生什麼事?糧食系統的糧食一夜之間就會被賣光,至少糧食市場供應會發生嚴重短缺對嗎?當糧食價格被迫上漲到3元,大亨告訴糧食購銷系統,我有糧食,3元一斤賣給你。糧食購銷系統為了維系糧食供給,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於是,大亨每斤糧食賺了8毛錢。大亨說,我每斤隻留8分錢利潤,其余都分配給參與的老百姓。
這時候有人開始為之唱贊歌。說這是“打破糧食購銷系統的壟斷”,是“推動糧食價格市場化”,是“讓所有老百姓都有資格參與糧食購銷並從中受益”。
這樣的說法對嗎?這不是綁架公眾利益、並打著改革的旗幟干壞事嗎?這不是糧食市場操縱嗎?政府不該管嗎?我想用不著我多說,大家自有公論。不幸的是,這件事發生在金融市場,而不是糧食市場。恰恰因為金融市場運行離老百姓很遠,所以大家看不清這種行為的后果。我想,如果這樣的事情不能得到政府的制止,導致利率的上漲,最終像前文所提的糧食一樣,全社會為之買單。我們總以為糧價上漲就是糧價上漲,不關聯其他市場。但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糧食價格上漲會引發牙膏、肥皂、豬肉、蔬菜等所有消費品價格上漲。
一樣的。銀行存款利率上漲,必然引發貸款利率上漲,貸款利率上漲推高企業生產成本,最終必然反映到所有商品價格上。不是這個道理嗎?如果是經濟學家否認這件事,或者看不懂這件事情,那就是他明顯缺乏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
再從宏觀經濟意義上講,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已經非常大了,國際經濟的不穩定也正在沖擊著中國經濟安全。就在中國經濟風險如此巨大之時,利率大漲,而且是央行失控下上漲,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一旦中國經濟失速,大量企業破產,誰是最大的受害者?是“余額寶”的經營者,還是老百姓?
當然,現在“余額寶們”的危害還小,但這種“錢炒錢,利率越炒越高”的惡性循環趨勢卻是我們不得不高度關注的事情。其實,這其中誰最受益?還是有錢人,他們完全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變成食利者階層,這是不是在進一步摧毀一個民族的實業精神?有人會說“你言重了”。可能我言重了,但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實實在在存在吧?有人會說,量變也不是從“余額寶”開始的呀?不錯,但余額寶讓浮躁的民族心態以光速深入到了社會最底層,加速了量變對嗎?
我的問題是:我們需要一個勤勞致富的民族?還是需要一個投機盛行的民族?這是核心價值觀的問題,是金融要把中國經濟引向何方的問題?現在,以余額寶的收益率是2%,還是0.63%來質疑我的觀點,但如果深明大義,那2%還是0.63%這個問題重要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人民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