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調整時機已成熟【2】

筆者認為，我國經過40多年努力已經成功完成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現行生育政策到了需要調整和完善的機遇期，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目前已經完全具備了生育政策調整和完善的基本條件：

第一，21世紀初，我國已經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調整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與我們當前所提倡的統籌觀、協調觀以及人的全面發展觀是一脈相承的，是我們在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上追求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表現。

第二，如前面所述，我國人口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我國人口生育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成功地實現了人口年齡結構由增長型向老年型的根本性轉變，目前乃至今后很長時間內人口規模增長的勢能將大為減弱。最新的國內外各種預測表明，本世紀上半葉我國人口增長峰值將肯定達到不足15億人，隨后將出現人口負增長。隨著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我國社會完全具備了生育水平繼續下降的條件,特別是小家庭社會制度的普及更促進生育水平的繼續下降。 即使現在開始不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我國的生育率也將長期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下。獨生子女為核心的生育政策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是需要改變未來生育政策方向的時候了。

第三，公民的生育觀念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由於目前生育主體為80后和90后，新一代年輕人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其意願生育水平，已經低於更替水平甚至政策生育水平。同時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養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很高，高昂的機會成本和心理成本因素都對生育變化發揮了強大的抑制作用。調整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並不會出現生育反彈的風險。

第四，我國二胎政策實踐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實施經驗。過去接近30年全國各地的二胎政策實施經驗表明，二胎生育政策有利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有利於形成合理的人口年齡結構，前瞻性地避免或延緩過快人口結構變化對社會經濟的沖擊﹔有利於社會傾其全力投入提高人口素質、投入國民教育﹔有利於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合乎民情民意，具有很強的操作性﹔體現了個人與國家、微觀與宏觀、短期與長期、現在與未來的協調﹔體現了以人為本、符合追求公民基本權利、社會公平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的人類基本價值。

著眼未來：

生育政策調整收益遠大於風險

站在生育政策調整的關鍵時期，如何綜合、系統的評價生育政策調整的收益和風險至關重要。毋庸置疑，以生育政策為核心的人口政策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從社會、經濟、政治、資源、生態環境等綜合戰略因素，需要充分考慮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利害關系而制定和實施相關政策體系。筆者認為，生育政策調整的顯在收益和潛在風險並存，但是前者遠遠大於后者（見圖2）。

生育政策調整與完善本身是有系統、綜合以及中長期的考慮，追尋生育政策的短期效益並非其最終目標，但未來生育政策調整和完善首當其沖影響到最近5-1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其收益從短期來看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生育政策的調整在短期內可以極大地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降低獨生子女家庭風險﹔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調整還可以有效刺激國內剛性消費需求，避免生育成為奢侈消費品，有利於增進社會公平。

與其他物質再生產不同，人口再生產不是在短短的5-10年內能夠實現的，人口再生產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一個人從出生時哇哇落地的嬰兒成長到青少年，再成為社會勞動力，至少需要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因此，生育政策調整和完善至少要著眼於十年以上的預測和判斷。筆者認為，生育政策調整與完善從較長時期，也就是中期來看，有以下的收益和效用：一方面，生育政策調整可以進一步優化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緩解人口增長不平衡狀況，避免人口逆淘汰現象﹔另一方面，生育政策調整還可以穩定和增加國內消費需求，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的內需動力。 生育政策調整的最終目的是促進中國人口長期的合理、有序發展，著眼於長期收益是科學調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關鍵之處，也是人口政策制定者和人口規劃的實施者們所不能忽視的。生育政策調整必須充分考慮長期的人口發展與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國防建設等諸多領域需求相適應，為其創造更加有利的人口環境。同時，從長期收益來看，生育政策調整能夠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沖擊，恢復家庭倫理生態，延續中國傳統文化。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任何一個人口問題都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制約現代化進程、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有可能帶有一定的潛在風險，主要包括貧困人口削減難度加大﹔在資源環境方面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人均資源不足矛盾進一步突出，對外資源依賴程度持續加深﹔人口過度聚集問題顯著，人居環境可能持續惡化，等等。

不過，隻要我們正視這些潛在風險，積極做好統籌解決這方面問題的相關制度設計，我們就可以充分利用生育政策調整和完善的機遇，促進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人口問題可能引發一系列問題。

（來源：《中國經濟報告》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