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治國戰略：文明立國【2】

“文明立國”戰略是中國發展主要矛盾變化的新選擇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走出慣性思維的約束，重新認識當代中國發展遇到的最大矛盾是什麼。

目前的中國雖然還不是一個經濟強國，但卻是世界經濟大國。可以說，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發展的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的需求與落后生產力之間的主要矛盾得到了根本性緩解。不可否認，如何滿足人們在更高層次上的物質與文化需求，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的新問題，但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是，這個問題已經不是目前和今后制約中國發展的最主要的矛盾。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困擾中國發展的最大矛盾已經不是經濟如何增長的問題，而是中國經濟與社會如何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問題。而制約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矛盾和難題是中國經濟規模的繼續擴張遇到的環境與能源的支撐問題。雖然能源和環境是目前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遇到的問題，但對於中國卻具有其獨特性。

首先，中國的工業化不僅是迄今為止世界人口最多的工業化，而且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已經將地球的能源和環境危機推到臨界狀態下的工業化。目前已經踏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中國，如果繼續走西方式高成本、高能耗的工業化，中國將遭遇到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擠車效應”的危機。目前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已經消耗了地球60%的資源。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如果中國繼續走西方式高能耗、高成本的工業化之路，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出於對既得利益的保護，還是地球的承載力，都形成了中國發展的巨大障礙。

其次，中國30年壓縮式增長導致高密度污染挑戰，成為中國走西方式工業化道路的內部障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30多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百年走的路，這被稱為中國增長的奇跡，當我們在為這個中國奇跡而津津樂道時，不要忘記，經濟上的壓縮式增長，使我們付出的另一個代價是在空間上壓縮式的高密度污染，這已經成為威脅到中華民族生存基礎的危機。

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找到了制約中國解決落后生產力矛盾的有效路徑，那麼面對能源和環境對中國發展的最大矛盾,突破口就是黨的十七大提出，被十八大上升到“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從建設生態文明的高度解決能源環境危機，這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之路。目前，中國在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上起步晚，沒有發達國家技術優勢，但基於東方特有的系統整合、辯証治理的中國智慧，卻正在走向一條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文明治理之路。就是要探索一條適合於人口大國的低能耗、低污染、低成本、高福利的新文明之路。這條路一旦成功，不僅是中國文明發展的福音，而且也是人類文明的福音。

“文明立國”為解決中國目前諸多難題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

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是一個處在多重危機與矛盾中的中國。社會資源和財富分配過度向資本傾斜，導致財富分配不公的兩極分化矛盾。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又成為社會穩定發展的隱患。政府對經濟過度干預，形成權錢交易、導致市場配置資源的扭曲。遏制公平競爭的尋租經濟，又成為抑制自主創新，產業結構升級的障礙。政府過度最求GDP導致社會資源過度向資本密集的稅源產業集中，導致產業結構失衡，成為高能耗產業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政府對短期績效的追求，對不計成本上大工程、大項目、大城市的偏好，導致社會資源過度向政府偏好領域的集中，導致了民生產業、中小企業、鄉村建設的邊緣化，加劇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政府過度的經濟人化，形成社會管理缺位，導致了經濟與社會發展關系的失衡。

如果我們把這些問題聯系起來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來思考，則可以發現，目前中國經濟社會遇到的諸多問題，恰恰根源於對經濟增長的過度追求。本來增長的目標是滿足人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但目前的經濟增長卻給人民的物質與文化增長的需求帶來了諸多負效應。經濟增長本來是實現目標的手段，而目前對經濟增長的過多追求，卻成為目標的本身，經濟增長已經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一種政治化意識形態。按照這種邏輯走下去，把經濟增長萬能化，我們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在30年前，困擾中國發展最大矛盾，是落后的生產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啟動“經濟立國”發展戰略，但今天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又恰恰發生在對經濟增長的過度追求上。出現這樣一種悖論，並不是鄧小平所提“經濟立國”的戰略錯了，我們需要矯正的觀念是，中國發展需要“經濟立國”，但中國發展不等於永遠停留在“經濟立國”戰略上。當經濟立國的治國使命已經完成，隨著中國發展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們需要新的治國戰略。而這個新治國戰略，就是從經濟立國向文明立國的轉變。

生態文明不僅是解決能源和環境危機的治國之路，而且是從根源上為解決當代中國遭遇的諸多社會矛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首先，以生態文明為導航標的文明治國之路，最需要矯正和調整的，就是走出唯經濟增長而增長的怪圈。

其次，在能源環境危機的壓力下，人民群眾對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需求，已經開始高於對物質的需求。特別是人民群眾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對幸福提升的需求、對精神和文化的需求、對社會和諧的需求正在高漲，依靠單純的“經濟立國”已經無法滿足這些需求，必須走“文明立國、經濟富國、文化養國”的綜合治國之路。

再次，當代中國處在重大轉型時期，中國面臨的諸多矛盾需要在轉型中解決。如果將轉型問題放在以工業化為目標的框架內來解決，那麼我們將會面臨著“按下葫蘆浮起瓢”，解決一個問題，帶來更多問題的困境。依靠技術創新可以使中國從一個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但一個經濟強國，不能有效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不能有效解決人與人和諧的問題，按照生態文明的標准，這樣的經濟強國仍然是一個不文明的強國。相反，如果把中國目前的轉型發展問題導入生態文明模式中去解決，將解決轉型的目標，不是基於單純的技術創新去追趕美國式的現代化，而是基於新能源革命支撐的產業生態化、基於兩型社會的生活幸福最大化、基於人與自然和諧的現代化，那麼中國屹立於世界之林，就不是一個單純經濟強國，而是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貢獻的古老而年輕的文明國家。（來源：《中國經濟報告》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