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治國戰略：文明立國

從“經濟立國”向“文明立國”轉型成中國未來新選擇。宣傳生態文明，提升國家形象，“2011西安世園會”遠望長安塔。

從文明發展高度，重新定位中國發展目標，重新定位中國與世界關系，充分利用已經開啟的生態文明新時代所帶來的新機遇，是十八大之后的中國選擇的新治國戰略

從“革命立國”到“經濟立國”，應時而變的治國方略不斷將中國推到新的歷史階梯上。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再次進入新的轉型發展期，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在新能源革命推動的生態經濟與生態文明興起的新時代背景下，制約中國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正在發生著根本性變化。根據歷史經驗，隨著中國發展主要矛盾的變化，治國戰略也必須進行調整。適應中國與世界轉型的新變化，十八之后的治國戰略面臨著從“經濟立國“向“文明立國”的轉型。

礦泉水瓶建“城堡”，作品表達對海洋和生命的贊美，以及大自然遭到劫難而悲憤的哭泣。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走“文明立國”之路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發現，2008年金融危機是將世界文明推向一個新時代的大機遇。世界經濟向一個新時代的大機遇。世界經濟是催生重大科技創新和經濟革命的動力。在2008年金融危機催發下興起的以新能源革命為核心、以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發展為內容的新經濟革命，已經不屬於工業經濟范疇的革命，而是繼工業經濟之后一種全新經濟形態的革命。得出這個結論根據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新能源革命是攜帶著新經濟形態基因的革命。人類經濟史証明，決定人類社會從一種經濟形態向另一種經濟形態演進的決定性因素，是支持與喂養經濟發展的資源形態。200多年前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之所以成為開啟工業文明新時代的革命，就是因為蒸汽機技術的廣泛使用，使創造財富的能源，從農業經濟時代靠天吃飯的“太陽能”轉向了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隨著支撐與喂養經濟的能源形態變化，必將引發經濟形態的變革。我們一定要認識到，新能源革命給當代人類帶來的不僅僅是局部的變化，而是將人類從工業經濟時代推向生態經濟新時代的革命。

二是新能源經濟已經成為動力內生、自我繁殖的經濟。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發展新能源之所以快速納入到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成為政府與企業競相投資的對象，其根本原因就是，推動解決能源與環保的利益機制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長期以來圍繞能源和環保的投資大多屬於隻有社會收益，沒有財富收益的公共投資，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興起的新能源和綠色經濟卻成為財富收益和社會收益雙重作用的經濟，成為可以進入市場經濟進行自我繁殖的經濟。這標志著新能源革命帶動新經濟革命是一個已經發生的革命，而不是一個未來的理論上的革命。

三是新能源經濟將會成為引爆出一系列新興產業和經濟全局性變革的先導產業。判斷新經濟革命是否到來的另一個標志，是衡量引領新經濟革命的先導產業是否出現，某類產業是否屬於先導產業。目前正在興起的新能源產業，具備了成為引領新經濟革命先導產業的三個條件。首先，長期以來制約新能源發展的通用技術，如太陽能等利用技術正處在最后的攻堅階段，通用技術一旦突破，將會導致生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其次，新能源作為龍頭產業，將會引領一系列新興產業群的崛起。最后，新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對構成傳統工業經濟體系的大廈根基顛覆性的沖擊，整個現有經濟體系與利益格局將面臨重新調整與再造。

不論是理論，還是現實，都充分說明目前興起的新能源革命是將人類導向一種全新經濟時代的革命。那麼隨著經濟形態轉型，將會帶動文明形態的轉型，這就是已經被納入黨的十八報告所講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到來。世界發展進入生態經濟與生態文明新時代，中國發展也同樣面臨以下新的機遇和挑戰：

首先，生態文明新時代興起，意味著引領世界發展主導的文明形態，將由傳統的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這個轉變，受到挑戰最大的是當代中國，因為中國尚處在工業化的中期，正當我們雄心勃勃要完成工業化之際，若把正在進行中的工業化納入生態文明發展軌道，需要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洞察力與及時調整戰略目標的勇氣。可以說，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大戰略，正是在順應世界發展大勢上邁出的重要一步。

其次，世界文明形態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意味著主導世界發展的規則將發生根本性變化。近代以來在西方主導的世界文明發展規則，根源於市場經濟的競爭規則。但是基於過度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導致能源與環境危機，導致世界發展的貧富兩極分化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無法承受的代價。全球性能源與環境危機的解決需要超越傳統國家邊界的協同，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需要一種更文明的發展模式。這種新文明發展模式，不是以一國單一經濟增長為目標，而是以提升全人類的福祉為目標，不是讓導致兩極分化的競爭規則來主導世界的文明秩序，而是要讓和諧共生的規則來主導未來世界文明秩序。歷史實踐証明，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無法帶來美好世界。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隨著生態文明新時代的開啟，那麼世界為中國發展提供的戰略機遇期也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在世界已經開始進入生態文明新時代的背景下，世界給予中國的發展機遇期，不再是沿著傳統工業化軌道，多少年趕上美國，而是從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新時代，探索新文明模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從文明發展高度，重新定位中國發展目標，重新定位中國與世界關系，充分利用已經開啟的生態文明新時代所帶來的新機遇，是中國未來必須考慮的新治國戰略。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和平發展為中國追趕西方工業化、縮短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提供了重大戰略機遇期，那麼生態文明新時代開啟，則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新的重大歷史機遇。因為中國五千年傳統文明，與起始於西方的工業文明相沖突，但與正在興起的生態文明卻有高度契合性。1993年世界宗教會議，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最好的道德格言進行篩選評議，最后大會一致通過，選取中國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格言。1975年世界大師級的著名歷史學家英國的湯恩比博士和日本的池田大作，在一場歷史性對話中，形成的共識是:21世紀人類要繼續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亂，就必須弘揚中華文化。總之，中國傳統文明模式，決定了根源於西方的工業文明不是中國文明發展的歸宿，中國無法僅僅通過工業文明實現民族復興，也無法通過工業文明實現和平崛起。西方的工業文明隻能是中國從古代農業走向未來生態文明的一個階梯、一個過渡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