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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解放周末：以前你的採訪似乎更多關注的是事件，現在則更為關注事件中的人，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
柴靜：這是我很重要的思想上的改變。
以前我認為事件影響人，所以那時我注重事件，認為事件造成了各種結果，這些結果對世界形成了影響。現在我的想法是人造就了世界，每個事件中的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他所處的位置和相互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事件，所以就回到人本身來認識事件。
其實這也是受托爾斯泰的影響，他也是用很長時間才明白，所有事件都是人的愛恨欲念沖突交織的結果，而不是激發。拙劣的情景劇裡人都是被激發的，情節發展不下去了，女主角立刻就得了白血病，或是男主角的初戀情人就回來了，這是靠外在的戲劇性來推動情節，使人產生情緒。真正的人生是靠各種欲念不斷滾動發展沖撞來形成事件。
比如做藥家鑫案，你要從事件的結果往前推倒，一輪一輪，回到事件的初始點，若看不到這點，我們就拆解不出事件的本來面目。
解放周末：也就錯失了認識事件的機會。
柴靜：昨天我還在和同事討論這個事件與人的話題。我們是從袁厲害這期節目說起的，因為我們答應過身在病房裡的袁厲害，拍下孩子們的近況，讓她看看。當拍到一個聾啞小男孩的時候，他很聰明，讓我蹲下來，在我的臉頰兩邊各親了一口，然后指指自己的臉頰，讓我親他。我親了一下，以為完了，他不干，示意我另一邊也要親。最后，我們把這個鏡頭放到節目中去了。大家都沒有異議，覺得可以這樣用。這個細節暗含著孩子在過去幾年裡的處境，他是如何被對待的，有價值。
也有同事問我，當採訪對象和記者有情感交流的時候，應該怎麼拿捏分寸。我覺得記者如果是被動的，當對方把情感施加在你身上的時候，隻要以正常的人性承接就可以了，但不要主動施加什麼，那樣就逾越了分寸。他們就說，主動施加也沒什麼啊，會顯得更有人情味啊。我覺得一個節目有它成熟的人格，我現在是完完全全的成年人，覺得自己在情感表達上應該是相對克制的，沉著的。
我舉了我採訪張妙母親時手搭她肩上安慰她的那個例子。如果20多歲時去採訪，我還是會進屋，當我發現攝像師要掀帘子進來的時候，我很可能不會去阻攔。但當我到了現在這個年齡，用余光看到攝像師要掀帘子進來時，我會沖他擺下手，示意他停在帘子外，讓他別拍，別直接拍採訪對象的悲傷。人是需要尊嚴和空間的，當她的悲傷來得太強烈的時候，你可以陪伴，但不要侵入。
解放周末：人與人之間應當有恰當的距離。
柴靜：對，你要意識到你是個陌生人，別以為自己是記者就跟誰都“自來熟”，別覺得自己問什麼做什麼，都是理所當然的。關切過頭了，就是冒犯。
我曾經採訪過一名遭受性侵的女孩，她因為殺死施暴者而被判刑。在看守所進行採訪的時候，她提出不希望現場有男性，可攝像師和法警法官都是男的，而他們又必須在場。我告訴攝像師，就遠遠地拍女孩的剪影。然后我和她緊挨著用耳語完成了採訪。在採訪時，有些事我知道我可以問，但我沒有。這事無關案情，有關人性，但這部分太私密，是人家與媽媽姐姐才能分擔的部分，不要冒犯。
解放周末：可在很多人看來，“追問”是記者的職責。
柴靜：當一個人說“我追問某人”的時候，重點往往不在追問這個動詞本身，也不在賓語上，而是在隱含未見的主語上，是“我”在追問，這個“我”顯得很牛哦，雖然“我”沒有出現，他要的是這種感覺。而現在對我來說，賓語最重要，對方最重要。我要感受他，我並沒有之前就想好要怎麼去處理各種突發情況，我不知道張妙家有沒有帘子，我也不知道那個女孩會說什麼話，我就尊重我當時的感受，作為一個成年人，我覺得這樣做更合適。
解放周末：你曾說過，真相是無底洞的底，作為記者難道不該去追尋真相嗎？
柴靜：當然，但不必挂個幌子叫嚷。這種叫嚷本身就很虛弱，還有就是特把自己當回事。我們每天去一個煎餅鋪買煎餅，煎餅做得挺好的，可人家也沒有挂過“德藝雙馨煎餅鋪”的牌子吧，把煎餅做好了，不賣臭雞蛋，就這麼簡單。
我們不要把身份看得那麼神聖，弄得那麼明晃晃，我們可以保持疑問。 “追問”是一個什麼樣的詞，好像對方在前面，后面有一種緊張感。其實沒有必要有那種緊張感，就像我們坐在一起，一問一答，一來一往，挺好。
很多時候，你做的事情可能很重要，但你自己並不重要，不要太愛惜自己的羽毛。應該為了事情本身，去做那些對的、應該做的事情。
解放周末：做對的事情，是為了什麼？
柴靜：就是為了“對”。
認識事理越深，就越不能抱怨什麼。
●每一個障礙都是你重新認識世界、認識你自己的機會。
●我現在越來越感到，要向后看歷史、向前看大勢。
解放周末：早年你在電台工作，后來到《東方時空》的“時空連線”、《新聞調查》，到現在的《看見》，這幾個不同的崗位有沒有讓你感覺“不對勁”的？
柴靜：做“時空連線”時我身上散發出一種失敗的氣息，主要還是不懂，沒有經驗。沒經驗時人就沒自信，就容易顯得虛張聲勢，一虛張聲勢就顯得更加虛弱，就是一個惡性循環。但也確實下了苦功夫，自己做策劃、自己剪片子，每天報選題，讓自己的肌肉變得強壯起來。葉子往外長碰到了石頭，但它還要長，還是會長出來。
解放周末：這也說明，做“對”是需要積累的。每個人可能都想做“對”的事情，但往往會遭遇到“不對”的環境、“不對”的條件，這時候怎麼辦？
柴靜：當年為什麼我做《新聞調查》感到特別過癮，調查是什麼，就是不斷碰到障礙又不斷突破的過程。生而為人的很多樂趣都在這。人生如果沒有障礙，還有什麼樂趣可言？每一個障礙都是你重新認識世界、認識你自己的機會。認識事理越深，就越不能抱怨什麼。
解放周末：關鍵在於怎麼作出判斷。
柴靜：這個判斷要准確，判斷來自於你看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流變，而且它們會在什麼地方遇合，相互激蕩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其實歷史當中已經出現過了。對歷史了解越多，對現實的觀察越敏銳，判斷力也會越精確。判斷精確了，在契機來的時候，你所受到的阻礙也越少。所以要很敏感，像釘子一樣毫不猶豫地嵌進縫裡，那一瞬間要非常准確，不能猶豫。我現在越來越感到，要向后看歷史、向前看大勢，如果能讓這兩種視野縱深延展的話，那麼我們對於現實的判斷就會更准確一點。
解放周末：你是通過什麼方式向歷史學習的？
柴靜：主要還是閱讀吧，歷史類的書在我的書架上大約佔到一半。
解放周末：每天會花多少時間來讀書？
柴靜：我基本屬於隻要能騰出手就會看，沒有固定的閱讀時間，隨時隨地都會看，要專門有個閱讀時間也挺麻煩的。我的包裡總裝著書。
解放周末：即使化妝品不帶，也會帶書。
柴靜：化妝品倒經常忘帶。 （笑）這兩天我在看《憂郁的熱帶》，也覺得很好，我對社會學、人類學的內容都很感興趣。我們要向西方新聞寫作學習，我說我看托爾斯泰什麼的，但你要知道其間的差距太大了，要把這些台階一步步走實，你要先知道好的東西在哪，要避免從較差的開始，要從比較好的一步一步踐行之。
“作家”這兩個字在我心中太重了，我覺得我配不上。
●人生的閱讀總是充滿驚喜，好比你認識了一個親人，他又給你介紹了另一個親戚。親切的人總會相遇。
●真正的作家是什麼人？我想應該是“年輕人”，他們在精神上永遠不衰老。
解放周末：有沒有想過以后不當記者不做主持人，純粹當個作家？
柴靜：不會吧，“作家”這兩個字在我心中太重了，我覺得我配不上。
解放周末：現在有的人業余畫了幾幅畫就敢稱自己是畫家，有的人匆匆出了一本書就敢說自己是作家。
柴靜：有的人自稱作家，我不管，但我心中有我對作家的標准。
解放周末：在你心中哪些人可以稱為真正的作家？
柴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比爾、曹雪芹，還有好多。我有自己喜愛的人，這個群體的人都有相近處。像我最近剛讀完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我非常喜歡，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他寫的是十九世紀的文學，聽上去多枯燥啊，講的都是拜倫、雪萊這些人，我連他們的詩都沒怎麼看過，但我卻被這套書完全迷住了，以至於讀到精彩的段落時，會忍不住站起來，在我們家屋子裡走上兩圈。
真正的作家是什麼人？我想應該是“年輕人”，他們在精神上永遠不衰老，即使隔了一百年、兩百年，永遠不老，永遠年輕。就像勃蘭兌斯，我是看了他對歌德的評價，才去買了歌德的書看，后來又看了朱光潛寫的《歌德回憶錄》。人生的閱讀總是充滿驚喜，好比你有一個親人，他又給你介紹了另一個親戚，親切的人總會相遇。
他們這類人精神比較雄壯，就像大橡樹，不會在貧瘠的土地裡成長，因為在那裡它長不高，它也不會跟其他樹擠在一起，因為那樣會長得很細。橡樹總是獨自在山崖上，在沙土層裡，經歷了跟風雨的搏斗后，才長成蒼天大樹，展現出特別雄壯搖曳的姿態。我欣賞的有文學氣息的人，就是這樣一類人。
解放周末：所以對於“作家”二字，你雖心向往之，但還沒有實現。
柴靜：也不可能實現。我只是一個博客愛好者。 （笑）我很了解自己的才干，我對自己的角色認定很清楚。我希望自己能一直做記者的原因就是，對世界了解越深，對自己的了解就越深。不要說我沒有第一流的才能，我連第二流、第三流的才能都沒有，但我可能有第四流的才能，隻要不自甘下流，仍可以有所作為，我可以把第一流、第二流人的精神呈現出來。比如像盧安克這樣的人，我把他呈現出來了，雖然呈現得還不夠，但我盡力了，並將它傳播出去。這就是做對的事情。
解放周末：所謂做對的事，就是看見人的尋常、親切，這也是你的出發點和歸宿？
柴靜：對，是出發點也是歸宿，但不是目的。如果看見人是為了目的，就把人當成了為了論証你的觀點正確而使用的工具。
我個人也很少用“目的”、“意義”這兩個詞，如果你總是抱著盲目的樂觀主義，給世界設計一個模式，並堅信世界會按你的設計發展，那太狂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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