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外升內貶”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特定產物。既然這一客觀事實難以改變,就應趨利避害,努力將其積極的一面發揮到極致。最為關鍵的是,應使全體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年底年初正是收獲時刻,錢包鼓脹,本應帶來更多喜悅。然而,近來很多人都在為人民幣“外升內貶”感到憂慮。顯而易見,如果百姓手中持有美元,財富就會因為人民幣升值而縮水﹔兌換成人民幣以后,又會因為國內通脹而繼續貶值。
的確,“外升內貶”更多帶有負面含義。以外貿企業為例,雖然合同簽訂之前有錢可賺,但由於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再加上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漲,產品生產出來以后反而可能賠本,以致一些企業面對訂單“望而生畏”,甚至因為破產躲債而“跑路”。
顯而易見,“外升內貶”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特定產物。既然這一客觀事實難以改變,就應趨利避害,努力將其積極的一面發揮到極致。最為關鍵的是,應使全體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幾年之前,為了解決儲備規模過大以及外匯資金保值增值問題,國家成立了中投公司。盡管目前發達國家比我們先進許多,但其投資回報率往往低於國內也是不爭事實,加上還有人民幣升值因素,仍要苛求中投公司大幅盈利,事比登天還難。與其在根本難於辦到的事情上做無謂努力,不如改弦更張,改變過去的海外投資思路,轉而使外匯儲備“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具體來說,可以在兩個層面加大進口力度:其一是加大能源產品和國內價格波動較大商品的採購力度,以抑制物價上漲造成的“內貶”。因為歸根到底,外匯儲備是在對百姓征收“通貨膨脹稅”以后形成的,現在通過降低物價的方式還給百姓,完全合情合理。其二是放鬆私人用匯管制。強制結售匯自打2012年告別歷史舞台以后,我們總在強調“藏匯於民”。可是事與願違,老百姓還是跑到銀行去結售匯。究其原因,匯率不斷升值固然難辭其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老百姓沒有“用匯之地”,以及真正需要用匯時又換不到外匯。
因此,一方面應當降低食品、服裝、鞋帽、化妝品、嬰幼兒商品等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普通商品關稅,在使琳琅滿目的商品進入千家萬戶的同時,也降低群眾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應當考慮進一步提高個人境內居民年度購匯總額,如從現行政策規定的5萬美元提升到20萬美元,允許個人一次性在優惠稅率下記名購買奢侈商品(如單價在25萬美元以上的汽車)。
當然,鼓勵進口惠及百姓,決不意味著否定出口。我們看到,盡管德國和日本都曾經歷幅度更大、周期更長的“外升內貶”,但其出口競爭力卻受損有限,主要歸功於其出口企業的結構升級。由此,我們的出口企業也隻有脫胎換骨、提升自身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才能根本擺脫人民幣“外升內貶”的負面影響,重新煥發青春。
□新平(學者)
(新京報)